自此，代表提出的建議、批評和意見不再稱為“提案”，以便同代表提出的議案加以區別。在王漢斌看來，把代表議案與代表建議、批評和意見區分開，是議事程式的一項重要改進。
從“數量型”到“質量型”的轉變
20 世紀80 年代，改革開放的中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從封閉走向開放的中國社會，也遇到了成長的煩惱。1983 年上半年，國內發生了多起惡性刑事案件，造成了極大的社會恐慌。一時間，社會治安成了一個突出的問題。
這年7 月份，正在北戴河休假的鄧小平果斷地作出指示：對於當前各種嚴重的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要從重從快。隨之，一場席捲全國的“嚴打”活動迅即展開。之後的8 月份，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
在1984 年召開的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代表們紛紛提出修改刑法、維護社會治安穩定的議案。黑龍江省代表團、青海省代表團、趙明堅等35 名代表、馮征等30 名代表建議修改和補充刑法的部分條款;青海代表團建議修改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款。這些議案交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審議辦理。同時，加快經濟立法的代表議案也格外引人注目。
這些與法律直接相關的代表議案，成為實行代表議案制後的一大亮點。較為充分的案由、案據增強了議案的可操作性，成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開展立法工作、加強國家法制建設的重要參考。這些喜人的變化，在隨後召開的歷屆全國人代會上更為明顯。
在xx 年召開的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代表們提交了1006 件議案，沒有一件被轉為代表建議。分析報告認為，這些議案不僅全部符合基本的格式要求，其內在品質也比以往有了明顯提高。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盛華仁指出，這次會議上，代表們對提出議案比以往更加重視，議案質量有了明顯提高，議案基本上達到了案由案據清楚、方案具體的要求，並附有必要的說明;這些代表議案，有1003 件是法律案，其中541 件提供了法律草案文本，占總數的 53.9%。許多專業人士就此指出，經歷了多年的積累和磨鍊，代表議案實現了由“數量型”到“質量型”的華麗轉身。
重點代表建議辦理亮點紛呈
與代表議案相比，代表建議的數量更為龐大。從1983 年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來，代表提出的建議從開始的 1000 件左右增加到目前的8000 多件。
面對如此規模的代表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高度重視代表建議辦理工作，把辦好代表建議作為發揮代表主體作用，履行人大監督職權的重要抓手，並開創性地建立了重點處理代表建議制度。在xx 年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結束後，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確定了8 個方面的重點處理建議，要求有關承辦單位重點辦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共同督辦。確定重點建議的原則是: 內容屬於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問題、人民民眾普遍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
如今，重點處理代表建議制度已經運行了10 年。回望這一歷程，許多人士表示，重點處理建議制度推動了許多重大問題的解決。其中，寧夏“水”建議的辦理就是一個縮影。
十屆全國人大以來，寧夏代表團多次提出關於寧夏“水”問題的建議，從解決民眾吃水難、用水難到節水灌溉，件件關乎寧夏發展大局和民生福祉。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此高度重視，自xx 年以來，十屆和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的8 項與寧夏發展有關的重點處理建議中，涉及解決民眾用水、飲水難的建議就占5 項。為了督辦好這些代表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多次召開重點建議辦理工作情況通報會，對建議辦理提出落實要求，聽取重點建議主辦單位、協辦單位的辦理進展情況通報，對做好“水”建議辦理工作作出部署，還派出調研組赴寧夏實地調研，現場督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