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于軍司見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痴，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嘆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

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

案《周禮》，夏後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雲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

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製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舍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個即明堂左個，明堂右個即總章左個，總章右個即玄堂左個，玄堂右個即青陽左個。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乾靈台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

學者善其義。後為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為元叉所寵，論者譏其趨勢雲。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為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