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卷二十九溝洫志第九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堤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月金堤，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六七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從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潰，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堤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堤，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堤，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堤，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谷；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滷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堤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

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王莽時，征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堤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雲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沛郡桓譚為司空掾，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贊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