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九

世宗即位，起故官，歷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入為大理右少卿，尋轉左。時方議興獻帝“大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爭。明年七月復倡廷臣伏闕哭諫，坐停俸四月。已，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會廷臣大議，文華與汪偉、鄭岳猶力爭。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議乃定。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全無害也。”疏入，命再奪俸。

六年秋，李福達獄起。主獄者璁、萼、獻夫，以議禮故憾文華等，乃盡反獄詞，下文華與諸法官獄。獄具，責文華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於道。隆慶初，贈左僉都御史。

自大學士毛紀、侍郎何孟春去位，諸大臣前爭“大禮”者，或依違順旨，文華顧堅守前議不變。其被譴不以罪，士論深惜之。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詩。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受杖奪俸。鏇引疾歸。起故官，改吏部，歷考功郎中。

嘉靖二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及辨璁、萼所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義。其《辨》曰：

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合於為人後之義，坦然無疑。乃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聰。夫經傳纖悉之指，彼未能睹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騁夸詞，可謂不知而作者也。

其曰“陛下為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適子，當絕父嗣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為後，庶子得為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祖也。

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乃漢儒邪說”。按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為人後者為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里，古今以為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為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之喪服之，非為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為之子故耳。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為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為人後者不為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為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偽立是人也。是聖人偽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為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為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為後世禍矣。

夫《禮》為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乃為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為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為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為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為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為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為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為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