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九十二 志第六十八

初，邊臣請馬，太僕寺以見馬給之。自改徵銀，馬日少，而請者相繼，給價十萬，買馬萬匹。邊臣不能市良馬，馬多死，太僕卿儲巏以為言，請仍給馬。又指陳各邊種馬盜賣私借之弊。語雖切，不能從。而邊鎮給發日益繁。延綏三十六營堡，自弘治十一年始，十年間，發太僕銀二十八萬有奇，買補四萬九千餘匹，寧夏、大同、居庸關等處不與焉。至正德七年，遂開納馬例，凡十二條。九年，復發太僕銀市馬萬五千于山東、遼東、河南及鳳陽、保定諸府。

嘉靖元年，陝西苑馬少卿盧璧條上馬政，請督逋負、明印烙、訓醫藥、均地差，以救目前，而辟場廣蓄為經久計。帝嘉納之。自後言馬事者頗眾，大都因事立說，補救一時而已。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太僕馬缺，復行正德納馬例。已，稍增損之。至四十一年，遂開例至捐馬授職。

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部請養、賣各半，從之。

太僕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兩。及種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及張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自萬曆九年始，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征草豆地租，銀益多，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然一騸馬輒發三十金，而州縣以駑馬進，其直止數金。且仍寄養於馬戶，害民不減曩時。又國家有興作、賞賚，往往借支太僕銀，太僕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羅應鶴請禁支借。二十四年詔太僕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況本寺寄養馬歲額二萬匹，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征甚少，而東徵調兌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所釐革也。

崇禎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僕馬價至一千三百餘萬。蓋自萬曆以來，冏政大壞，而邊牧廢弛，愈不可問。既而遼東督師袁崇煥以缺馬，請於兩京州縣寄養馬內，折三千匹價買之西邊。太僕卿塗國鼎言：“祖宗令民養馬，專供京營騎操，防護都城，非為邊也。後來改折，無事則易馬輸銀，有警則出銀市馬，仍是為京師備御之意。今折銀已多給各鎮，如並此馬盡折，萬一變生，奈何？”帝是其言，卻崇煥請。

按明世馬政，法久弊叢。其始盛終衰之故，大率由草場興廢。太祖既設草場於大江南北，復定北邊牧地：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遼東，抵鴨綠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西抵黃河外，東歷紫荊、居庸、古北抵山海衛。荒閒平埜，非軍民屯種者，聽諸王駙馬以至近邊軍民樵採牧放，在邊藩府不得自占。永樂中，又置草場於畿甸。尋以順聖川至桑乾河百三十餘里，水草美，令以太僕千騎，令懷來衛卒百人分牧，後增至萬二千匹。宣德初，復置九馬坊於保全州。於是兵部奏，馬大蕃息，以色別而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種三百六十。其后庄田日增，草場日削，軍民皆困於孳養。弘治初，兵部主事湯冕、太僕卿王霽、給事中韓祐、周鏇、御史張淳，皆請清核。而鏇言：“香河諸縣地占於勢家，霸州等處俱有仁壽宮皇莊，乞罷之，以益牧地。”雖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南京諸衛牧場亦久廢，兵部尚書張鎣請復之。御史胡海言恐遺地利，遂止。京師團營官馬萬匹，與旗手等衛上直官馬，皆分置草場。歲春末，馬非聽用者，坐營官領下場放牧，草豆住支，秋末回。給事御史閱視馬斃軍逃者以聞。後上直馬不出牧，而騎操馬仍歲出如例。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勛以邊警為辭，奏免之，征各場租以充公費，余貯太僕買馬。於是營馬專仰秣司農，歲費至十八萬，戶部為詘，而草場益廢。議者爭以租佃取贏，侵淫至神宗時，弊壞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