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七十七 志第五十三

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其法最善。又令諸將屯兵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飭將士。洪武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明年，中書省言：“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勿徵，三年後畝收租一斗。六年，太僕丞梁埜仙帖木爾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是時，遣鄧愈、湯和諸將屯陝西、彰德、汝寧、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鳳陽。又因海運餉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矣。

其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為民屯，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為本衛所官軍俸糧。永樂初，定屯田官軍賞罰例：歲食米十二石外餘六石為率，多者賞鈔，缺者罰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別，命官軍各種樣田，以其歲收之數相考較。太原左衛千戶陳淮所種樣田，每軍餘糧二十三石，帝命重賞之。寧夏總兵何福積穀尤多，賜敕褒美。戶部尚書郁新言：“湖廣諸衛收糧不一種，請以米為準。凡粟谷穈黍大麥蕎穄二石，稻穀薥秫二石五斗，穇稗三石，皆準米一石。小麥芝麻豆與米等。”從之，著為令。

又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守多於屯。地僻處及輸糧艱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戶，三百名委千戶，五百名以上指揮提督之。屯設紅牌，列則例於上。年六十與殘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徵子粒，且禁衛所差撥。於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於交阯，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興屯矣。宣宗之世，屢核各屯，以征戍罷耕及官豪勢要占匿者，減餘糧之半。迤北來歸就屯之人，給車牛農器。分遼東各衛屯軍為三等，丁牛兼者為上，丁牛有一為中，俱無者為下。英宗免軍田正糧歸倉，止徵餘糧六石。後又免沿邊開田官軍子粒，減各邊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時，邊方多事，令兵分為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成化初，宣府巡撫葉盛買官牛千八百，並置農具，遣軍屯田，收糧易銀，以補官馬耗損，邊入稱便。

自正統後，屯政稍弛，而屯糧猶存三之二。其後屯田多為內監、軍官占奪，法盡壞。憲宗之世頗議厘復，而視舊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間，屯糧愈輕，有畝止三升者。沿及正德，遼東屯田較永樂間田贏萬八千餘頃，而糧乃縮四萬六千餘石。初，永樂時，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軍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恆足。及是，屯軍多逃死，常操軍止八萬，皆仰給於倉。而邊外數擾，棄不耕。劉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責逋。希瑾意者，偽增田數，搜括慘毒，戶部侍郎韓福尤急刻。遼卒不堪，脅眾為亂，撫之乃定。

明初，募鹽商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迨弘治中，葉淇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為墟，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世宗時，楊一清復請召商開中，又請仿古募民實塞下之意，招徠隴右、關西民以屯邊。其後周澤、王崇古、林富、陳世輔、王畿、王朝用、唐順之、吳桂芳等爭言屯政。而龐尚鵬總理江北鹽屯，尋移九邊，與總督王崇古，先後區畫屯政甚詳。然是時因循日久，卒鮮實效。給事中管懷理言：“屯田不興，其弊有四：疆埸戒嚴，一也；牛種不給，二也；丁壯亡徙，三也；田在敵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猶欲按籍增賦，非扣月糧，即按丁賠補耳。”

屯糧之輕，至弘、正而極，嘉靖中漸增，隆慶間復畝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糧郎中不問屯田有無，月糧止半給。沿邊屯地，或變為斥鹵、沙磧，糧額不得減。屯田御史又於額外增本折，屯軍益不堪命。萬曆時，計屯田之數六十四萬四千餘頃，視洪武時虧二十四萬九千餘頃，田日減而糧日增，其弊如此。時則山東巡撫鄭汝璧請開登州海北長山諸島田。福建巡撫許孚遠墾閩海壇山田成，復請開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濱海諸山，若陳錢、金塘、補陀、玉環、南麂，皆可經理。天津巡撫汪應蛟則請於天津興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輒廢。熹宗之世，巡按張慎言複議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盧觀象大興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應舉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間、天津設屯學，試騎射，為武生給田百畝。李繼貞巡撫天津，亦力於屯務，然仍歲旱蝗，弗克底成效也。明時，草場頗多，占奪民業。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勛戚、中官莊田為甚。太祖賜勛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親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陣者皆賜公田。勛臣莊佃，多倚威捍禁，帝召諸臣戒諭之。其後公侯復歲祿，歸賜田於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