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四十九 志第二十五

中都亦有太社壇，洪武四年建。取五方土以築。直隸、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進赤土，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黑土。天下府縣千三百餘城，各土百斤，取於名山高爽之地。

王國社稷，洪武四年定。十一年，禮臣言：“太社稷既同壇合祭，王國各府州縣亦宜同壇，稱國社國稷之神，不設配位。”詔可。十三年九月，復定製兩壇一壝如初式。十八年，定王國祭社稷山川等儀，行十二拜禮。

府州縣社稷，洪武元年頒壇制於天下郡邑，俱設於本城西北，右社左稷。十一年，定同壇合祭如京師。獻官以守御武臣為初獻，文官為亞獻、終獻。十三年，溧水縣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禮部言：“定製，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帝曰：“所謂缺者，以非土地所產。溧水固有鹿，是有司故為苟簡也。百司所以能理其職而盡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懼之心耳。神猶忽之，於人事又何懼焉！”命論如律。乃敕禮部下天下郡邑，凡祭祀必備物，苟非地產、無從市鬻者，聽其缺。十四年，令三獻皆以文職長官，武官不與。

里社，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

朝日夕月

洪武三年，禮部言：

古者祀日月之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翰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二也。《小宗伯》：“肆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天宗，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霜雪風雨之不時，則禜日月”，六也。說者謂因郊祀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惟春分朝之於東門外，秋分夕之於西門外者，祀之正與常也。蓋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故祭以二分，為得陰陽之義。自秦祭八神，六曰月主，七曰日主，雍又有日月廟。漢郊太乙，朝日夕月改周法。常以郊泰畤，質明出行宮，東向揖日，西向揖月，又於殿下東西拜日月。宣帝於神山祠日，萊山祠月。魏明帝始朝日東郊，夕月西郊。唐以二分日，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宋人因之，升為大祀。元郊壇以日月從祀，其二分朝日夕月，皇慶中議建立而未行。今當稽古正祭之禮，各設壇專祀。朝日壇宜築於城東門外，夕月壇宜築於城西門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則祔祭於月壇。ご又。其祀儀與社稷同。二十一年，帝以大明、夜明已從祀，罷朝日夕月之祭。嘉靖九年，帝謂“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大明壇當與夜明壇異。且日月照臨，其功甚大。太歲等神，歲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從祭，義所不安”。大學士張璁亦以為缺典。遂定額春秋分之祭如舊儀，而建朝日壇於朝陽門外，西向；夕月壇於阜城門外，東向。壇制有隆殺以示別。朝日，護壇地一百畝；夕月，護壇地三十六畝。朝日無從祀，夕月以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一壇，南向祔焉。春祭，時以寅，迎日出也。秋祭，時以亥，迎月出也。十年，禮部上朝日、夕月儀：朝日迎神四拜，飲福受胙兩拜，送神四拜；夕月迎神飲福受胙送神皆再拜。餘並如舊儀。隆慶元年，禮部議定，東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醜、辰、未、戌年，車駕親祭。餘歲遣文大臣攝祭朝日壇，武大臣攝祭夕月壇。三年，禮部上朝日儀，言：“正祭遇風雨，則設小次於壇前，駕就小次行禮。其升降奠獻，俱以太常寺執事官代。”制曰“可”。

先農

洪武元年，諭廷臣以來春舉行耤田禮。於是禮官錢用壬等言：“漢鄭玄謂王社在耤田之中。唐祝欽明云：“先農即社。”宋陳祥道謂：“社自社，先農自先農。耤田所祭乃先農，非社也。至享先農與躬耕同日，禮無明文，惟《周語》曰：“農正陳耤禮。”而韋昭注云：“祭其神為農祈也。”至漢以耤田之日祀先農，而其禮始著。由晉至唐、宋相沿不廢。政和間，命有司享先農，止行親耕之禮。南渡後，復親祀。元雖議耕耤，竟不親行。其祀先農，命有司攝事。今議耕耤之日，皇帝躬祀先農。禮畢，躬耕耤田。以仲春擇日行事。”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