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卷五百六 列傳二百九十三

文鼎歷學疑問，曾呈御覽，後又引申其說，作歷學疑問補二卷，皆平正通達，可為步算家準則。

文鼎為學甚勤，劉輝祖同舍館，告桐城方苞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構燈夜誦，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居京師時，裕親王以禮延致朱邸，稱梅先生而不名。李文貞公命子鍾倫從學，介弟鼎徵及群從皆執弟子之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河間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參校為榮。家多藏書，頻年遊歷，手抄雜帙不下數萬卷。歲在辛丑，卒，年八十有九。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經紀其喪，士論榮之。

子以燕，字正謀。康熙癸酉舉人。於算學頗有悟入，有法與加減同理，而取徑特殊，能於恆星曆指中摘出致問，文鼎所謂“能助余之思”也。早卒。

瑴成，字玉汝，以燕子。文鼎疑日差既有二根，即宜列二表，瑴成以為：“定朔時既有高卑盈縮之加減矣，復用於此，豈非複乎？”文鼎因其說，然後悟交食之非缺，比之童烏九歲能與太玄。康熙乙未進士，改編修，與修國史。瑴成肄業蒙養齋，以故數學日進。御製數理精蘊、曆象考成諸書，皆與分纂。所著增刪算法統宗十一卷，赤水遺珍一卷，操縵卮言一卷。

明代算家，不解立天元術，瑴成謂立天元一即西法之借根方，其說曰；“嘗讀授時曆草求弦矢之法，先立天元一為矢，而元學士李冶所著測圜海鏡，亦用天元一立算。傳寫魯魚，算式訛舛，殊不易讀。明唐荊川、顧箬溪兩公互相推重，自謂得此中三昧。荊川之說曰：‘藝士著書，往往以秘其機為奇，所謂天元一云爾，如積求之云爾，漫不省其為何語。’而箬溪則言：‘細考測圜海鏡，如求城徑，即以二百四十為天元，半徑即以一百二十為天元，即知其數，何用算為？似不必立可也。’二公之言如此，余於顧說頗不謂然，而無以解也。後供奉內廷，蒙聖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且諭曰：‘西人名此書為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法也。’敬受而讀之，其法神妙，誠算法之指南，而竊疑天元一之術頗與相似。復取授時曆草觀之，乃煥然冰釋，殆名異而實同，非徒似之而已。夫元時學士著書，台官治歷，莫非此物。乃歷久失傳，猶幸遠人慕化，復得故物。東來之名，彼尚不忘所自，而明人視若贅疣而欲棄之。噫！好學深思如唐、顧二公，尚不能知其意，而淺見寡聞者，又何足道哉？”

明史館開，瑴成與修天文、歷志，呈總裁書曰：“一歷志半系先祖之藁，但屢經改竄，非復原本，其中訛舛甚多。凡有增刪改正之處，皆逐條簽出。一，天文志不宜入歷志，擬仍另編。蓋歷以欽若授時，置閏成歲，其術委曲繁重，其理精微，為說深長。且有明二百七十餘年沿革非一事，造歷者非一家，皆須入志。雖盡力刪削，卷帙猶繁。若加入天文志之說，則恐冗雜不合史法。自司馬氏分歷與天官為二書，歷代因之，似不可易。一，天文志例載天體、星座、次舍、儀器、分野等事，遼史謂天象千古不變，歷代之志天文者近於衍，其說似是而非。蓋天象雖無古今之異，而古今之言天者，則有疏密之殊。況恆星去極，交宮中星，晨昏隱現，歲歲有差，安得謂千古不易？今擬取天文家精妙之說著於篇；其不足信者，擬削之。”

又時憲志用圖論曰：“客問於梅子曰；‘史以紀事，因而不創。聞子之志時憲也用圖，此固廿一史所無，而子創為之，宜執事以為非體而欲去之也。而子固執己見，復呶呶上言，獨不記昌黎之自訟乎？吾竊為子危之！’梅子曰：‘吾聞史之道貴信而直，余本不原為史官，總裁謂時憲、天文兩志非專家不能辦，不以為固陋而委任之。余既不獲辭，不得不盡其職。今客謂舊史無圖而疑余之創，竊謂史之記事，亦視其信否耳，因、創非所計也。夫後史之增於前者多矣，漢書十志，已不侔於八書，而後漢皇后本紀，與魏書之志釋老，唐書之傳公主，宋史之傳道學，皆前史所無，又何疑於國史用圖之為創哉？且客未讀明史耶？明史於割員弧矢、月道距差諸圖，備載歷志，何明史不疑為創，而顧疑余乎？’客曰：‘後史增於前者，必非無因，若明史之用圖，亦有說歟？’梅子曰：‘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春秋法也，作史者誰能易之？古之治歷者數十家，大率不過增損日法，益天周，減歲餘，以求合一時而已。即太初之起數鍾律，大衍之造端蓍策，亦皆牽合，並未能深探天行之故，而發明其所以然之理。本未嘗有圖，史臣何從取而載之？至元郭太史修授時，不用積年日法，全憑實測，用句股割員以求弦矢，於是有割圜諸圖載於歷草。作元史時，不知採摭，則宋、王諸公之疏也。明之大統，實即授時。本朝纂修明史諸公，以義非圖不明，遂采歷草入志，其識極超。復經聖君賢相鑑定，不以為非體而去之，俾精義傳於無窮，洵足開萬古作史者之心胸矣。至於時憲立法之妙，義蘊之奧，悉具於圖，更不可去。如必以去圖為合體，豈以明史為非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