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七十六 志第一百二十九

常平、義倉，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谷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

太祖承五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浸廢。乾德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飢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即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飢即下其直予民。

鹹平中，庫部員外郎成肅請福建增置惠民倉，因詔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二三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乾官主之，領於司農寺，三司無輒移用。歲夏秋視市價量增以糴，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而沿邊州郡不置。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於是增置司農官吏，創廨舍，藏籍帳，度支別置常平案。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災傷州郡糴粟，斗毋過百錢。後又詔當職官於元約數外增糴及一倍已上者，並與理為勞績。天禧四年，荊湖、川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五年，諸路總糴數十八萬三千餘斛，糶二十四萬三千餘斛。

景祐中，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四十餘萬，歲飢不足以救恤。願自經畫增為二百萬，他毋得移用。"許之。後又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用。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矣。

自景祐初畿內飢，詔出常平粟貸中下戶，戶一斛。慶曆中，發京西常平粟振貧民，而聚斂者或增舊價糴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詔誡之。淮南、兩浙體量安撫陳昇之等言："災傷州軍乞糴常平倉粟，令於元價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詔止於元糴價出糶。五年，詔曰："比者湖北歲儉，發常平以濟飢者，如聞司農寺復督取，豈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

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則利博矣。明道中，飢歉，國家欲盡貸饑民則軍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併之家出粟數千石則補吏，是豈以官爵為輕歟？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為之爾。且兼併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濟，則兼併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慶曆初，琪復上其議，仁宗納之，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

其後賈黯又言："今天下無事，年穀豐熟，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倉廩振之則糧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贍，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粟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飢而死者過半矣。願放隋制立民社義倉，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登，立法勸課蓄積，以備凶災。此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者也，況取之以為民耶？"下其說諸路以度可否，以為可行才四路，余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振給，或謂置倉煩擾。

於是黯復上奏曰："臣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於饑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請復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臣建此議，欲使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盜賊之原也。若謂有常平足以振給，則常平之設，蓋以準平谷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或遇凶飢，發以振救，既已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莩，起為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振給也。若謂置倉廩，斂材木，恐有煩擾，則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斂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然當時牽於眾論，終不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