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七十六 志第一百二十九

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

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併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戶有物業勝質當者亦依鄉戶例支借。且鄉村上等戶並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併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戶為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製下以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均陪之患。

去歲河朔豐稔，米鬥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斂，俟貴而糶，不唯合古制，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糴而提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糴本盡為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為己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及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定見成熟，行於一時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為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俟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於諸路置使，非陛下憂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併，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慾，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

帝諭執政罷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自罷之，連日不決。帝更以為疑，因令呂惠卿諭旨起安石，安石入謝。既視事，志氣愈悍，面責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條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復上疏曰：

"制置司多刪去臣元奏要語，唯舉大概，用偏辭曲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臣竊以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或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徵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此則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同禮》取息已不為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

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註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余皆據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為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

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曲、鞵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綢絹斛斗低估，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綢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又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污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