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志第八十四

其議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

古之樂，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鍾師以鐘鼓奏之，此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畢，下管《象》、《武》。管者，簫、篪、笛之屬。《象》、《武》皆詩而吹其聲，此所謂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詩，自《南陔》皆有聲而無其詩，笙師掌之以供祀饗，此所謂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至晉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詩，夕牲有詩，饗神有詩，迎神、送神又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富，樂無虛作。謂宜仿周制，除登歌、徹歌外，繁文當刪，以合於古。

其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

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詩歌，《七月》之陳王業是也。歌于軍中，周之愷樂、愷歌是也。漢有短簫鐃歌之曲凡二十二篇，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曰《戰城南》、《聖人出》之類是也。魏因其聲，制為《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晉亦制為《征遼東》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嘗作為鐃歌十有二篇，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僣偽，一區宇；真宗一戎衣而卻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堯、舜；高宗再造大功，上儷祖宗。願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之盛，作為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於天下。

夔乃自作《聖宋鐃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濁》，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荊州曰《皇威暢》，取蜀曰《蜀山邃》，取廣南曰《時雨霈》，下江南曰《望鐘山》，吳越獻國曰《大哉仁》，漳、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澶淵曰《帝臨墉》，美仁治曰《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復》，凡十有四篇，上於尚書省。書奏，詔付太常。然夔言為樂必定黃鐘，迄無成說。其議今之樂極為詳明，而終謂古樂難復，則于樂律之原有未及講。

其後，朱熹深悼先王製作之湮泯，與其友武夷蔡元定相與講明，反覆參訂，以究其歸極。熹在慶元經筵，嘗草奏曰："自秦滅學，禮樂先壞，而樂之為教，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知其說，而不知其為闕也。望明詔許臣招致學徒，聚禮樂諸書，編輯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後修禮書，定為《鐘律》、《樂制》等篇，垂憲言以貽後人。

蓋宋之樂議，因時迭出，其樂律高下不齊，俱有原委。建隆初用王朴樂，藝祖一聽，嫌其太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至景祐、皇祐間，訪樂、議樂之詔屢頒，於是命李照改定雅樂，比朴下三律。照以縱黍累尺，雖律應古樂，而所造鐘磬，才中太簇，樂與器自相矛盾。阮逸、胡瑗復定議，止下一律，以尺生律，而黃鐘律短，所奏樂聲復高。元豐中，以楊傑條樂之疵，召范鎮、劉幾參定。幾、傑所奏，下舊樂三律，范鎮以為聲雜鄭、衛，且律有四厘六毫之差，太簇為黃鐘，宮商易位，欲求真黍以正尺律，造樂來獻，復下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詔獎之。初，鎮以房庶所得《漢書》，其言黍律異於他本，以大府尺為黃帝時尺，司馬光力辨其不然。鎮以周鬴、漢斛為據，光謂鬴本《考工》所記，斛本劉歆所作，非經不足法。鎮以所收開元中笛及方響合於仲呂，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光謂此特開元之仲呂，未必合於後夔，力止鎮勿奏所為樂。光與鎮平生大節不謀而同，惟鐘律之論往返爭議，凡三十餘年，終不能以相一。

是時，濂、洛、關輔諸儒繼起，遠溯聖傳，義理精究。周惇頤之言樂，有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鹹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代變新聲，導欲增悲，故有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