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二百一 志第一百五十四

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定。

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

初，韓絳嘗請用肉刑，曾布復上議曰："無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宮、大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為律。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於古為鞭撲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眾，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眾。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贓滿應絞，則刖其足；犯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宮刑。至於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為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矣。"議既上，帝問可否於執政，王安石、馮京互有論辨，迄不果行。樞密使文彥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時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於死。國家承平百年，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於舊律者，若偽造官文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凡偽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夫持杖強盜，本法重於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強盜再犯贓不滿五匹者不死，則用刑甚異於律文矣。請檢詳刑名重於舊律者，以敕律參考，裁定其當。"詔送編敕所。

又詔審刑院、大理寺議重贓並滿輕贓法。審刑院言："所犯各異之贓，不待罪等而累並，則於律義難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稱，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贓並滿輕贓各倍論；累並不加重者止從重。蓋律意以頻犯贓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為非一犯，故令倍論。此從寬之一也。然六贓輕重不等，若犯二贓以上者，不可累輕以從重，故令並重滿輕滿輕。此從寬之二也。若以重並輕後加重，則止從一重，蓋為進則改從於輕法，退亦不至於容奸。而《疏議》假設之法，適皆罪等者，蓋一時命文耳。若罪等者盡數累並，不等者止科一贓，則恐知法者足以為奸，不知者但系臨時幸與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是大理議，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袞駁議，以謂"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洪州官吏當原。"又請自令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袞議。"

無豐三年，周清言："審刑院、刑部奏斷妻謀殺案問自首，變從故殺法，舉輕明重，斷入惡逆斬刑。竊詳律意，妻謀殺夫，已殺，合入惡逆，以按問自首，變從故殺法，宜用妻毆夫死法定罪。且十惡條，謀與故斗殺夫，方入惡逆，若謀而未殺，止當不睦。既用舉輕明重，宜從謀而未殺法，依敕當決重杖處死，恐不可入惡逆斬刑。"下審刑院、刑部參詳，如清議。

邵武軍奏讞，婦與人奸，謀殺其夫，已而夫醉歸，奸者自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為從，而刑部郎中杜紘議婦罪應死。又興元府奏讞，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之，懷吉毆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懷吉雜犯死罪，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既上，御史台論紘議不當，詔罰金，仍展年磨勘。而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無所可否，亦罰金。

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強姦、強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例用知人慾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自首減等斷遣者，為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至於奸、盜，與余犯不同，難以例減。請強盜已殺人，並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慾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例。"初，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議按問自首法，卒從安石議。至是，光為相，復申前議改焉。乃詔："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用減等。"既而給事中范純仁言："熙寧按問欲舉條並得原減，以容奸太多，元豐八年，別立條制。竊詳已殺人、強姦，於法自不當首，不應更用按問減等。至於貸命及持杖強盜，亦不減等，深為太重。按《嘉祐編敕》：'應犯罪之人，因疑被執，贓證未明，或徒黨就擒，未被指說，但詰問便承，皆從律按問欲舉首減之科。若已經詰問，隱拒本罪，不在首減之例。'此敕當理，當時用之，天下號為刑平。請於法不首者，自不得原減，其餘取《嘉祐編敕》定斷，則用法當情，上以廣好生之德，下則無一夫不獲之冤。"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