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二百一 志第一百五十四

又詔："諸州鞫訊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而輒奏請，許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光又上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鈔兗、懷、耀三州之民有斗殺者，皆當論死，乃妄作情理可憫奏裁，刑部即引舊例貸之。凡律、令、敕、式或不盡載，則有司引例以決。今斗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免死決配，是斗殺條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可疑，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若實有可憫、疑慮，即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先擬處斷，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即駁奏取旨勘之。"

元祐元年，純仁又言："前歲四方奏讞，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數多，其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罪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所活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虧'寧失不經'之義。請自今四方奏大辟按，並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不當，亦原其罪。如此則無冤濫之獄。"

又因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報淹系，始令川、廣、福建、荊南路罪人，情輕法重當奏斷者，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乃奏。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按，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之人主。近歲有司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言，即上中書，貼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難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須具情法輕重條律，或指所斷之法，刑部詳審，次第上之。"詔刑部立法以聞。

崇寧五年，詔："民以罪麗法，情有重輕，則法有增損。故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情重法輕則請加罪，而法重情輕則不奏減，是樂於罪人，而難於用恕，非所以為欽恤也。自今宜遵舊法取旨，使情法輕重各適其中，否則以違制論。"宣和六年，臣僚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入大辟，刑名疑慮，並許奏裁。比來諸路以大辟疑獄決於朝廷者，大理寺類以'不當'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狀明白，奏裁以幸寬貸，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難決者，一切劾之，則官吏莫不便文自營。臣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願詔大理寺並依元豐法。"從之。

紹興初，州縣盜起，道不通，詔應奏裁者，權減降斷遣以聞。既而奏讞者多得輕貸，官無失入之虞，而吏有鬻獄之利，往往不應奏者，率奏之。

三年，乃詔大辟應奏者，提刑司具因依繳奏。宣州民葉全二盜檀偕窖錢，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殺全二等五人，棄屍水中，有司以"屍不經驗"奏。侍御史辛炳言偕系故殺，眾證分明，以近降法，不應奏。諸獄不當奏而奏者雖不論罪，今宣州觀望，欲並罪之。帝曰："若宣州加罪，則實有疑者亦不復奏陳矣。"於是法寺、刑部止罰金。

五年，給事中陳與義奏有司多妄奏出入人罪，帝為申嚴立法，終不悛。

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復上疏曰："漢高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居其首。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以致治。'斯言可謂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可憫奏裁。自去歲郊後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餘人中，有實犯故殺、斗殺常赦所不原者，法既無疑，情無可憫，刑、寺並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謂幸矣，被殺者銜恨九原，何時已邪？臣恐強暴之風滋長，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於刑政，為害非細。應今後大辟，情法相當、無可憫者，所司輒奏裁減貸者，乞令台臣彈劾。"帝覽奏，曰："但恐諸路滅裂，實有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令刑部坐條行下。

馴至乾道，讞獄之弊，日益滋甚。孝宗乃詔有司緣情引條定斷，更不奏裁。其後刑部侍郎方滋言："有司斷罪，其間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命官犯罪，議親議故之類，難以一切定斷。今後宜於敕律條令，明言合奏裁事件，乞並依建隆三年敕文。"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