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九十二 志第四十五

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堤防無複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梢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系，不至阿附以誤國計。

肇之言曰："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飢殍瘡痍。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修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將安施乎？"

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為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即奏曰：

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既開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則又請以二年為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又不俟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理終不可為，故為大言。

又云："若失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即永無回河之理。"臣等竊謂河流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浚故道，葺舊堤，一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釃為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也？

四年正月癸末，百祿等使回入對，復言："修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預焉。願罷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筑西堤，以護南決口。"未報。己亥，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四月戊午，尚書省言："大河東流，為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濼，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

百祿等言：

臣等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並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

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沖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沖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元年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

塘濼有限遼之名，無御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淀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復何慮？藉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擾之乎？

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雁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沖，豈塘濼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跡，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盪，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漫，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