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卷五十六 志第四十六

代宗性仁恕，常以至德以來用刑為戒。及河、洛平，下詔河北、河南吏民任偽官者，一切不問。得史朝義將士妻子四百餘人，皆赦之。僕固懷恩反，免其家，不緣坐。劇賊高玉聚徒南山，啗人數千，後擒獲，會赦，代宗將貸其死，公卿議請為菹醢，帝不從，卒杖殺之。諫者常諷帝政寬，故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故時，別敕決人捶無數。寶應元年，詔曰："凡制敕與一頓杖者，其數止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止六十。"

德宗性猜忌少恩，然用刑無大濫。刑部侍郎班宏言："謀反、大逆及叛、惡逆四者，十惡之大也，犯者宜如律。其餘當斬、絞刑者，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故時，死罪皆先決杖，其數或百或六十，於是悉罷之。

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僣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饑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為然。司空於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奸謀，欲朕失人心也。"元和八年，詔："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持仗劫京兆界中及它盜贓逾三匹者，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蓋刑者，政之輔也。政得其道，仁義興行，而禮讓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為民防也，寬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顧風俗謂何而廢常刑，是弛民之禁，啟其奸，由積水而決其防。故自玄宗廢徒杖刑，至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為幸也。

穆宗童昏，然頗知慎刑法，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高祖、太宗定製二百餘年矣。《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所以屢丁寧，使四方謹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議其出入，是與奪繫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職。昔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為參酌之名不正，宜廢。"乃罷之。

大和六年，興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為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為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君子以為失刑。文宗好治，躬自謹畏，然閹宦肆孽不能制。至誅殺大臣，夷滅其族，濫及者不可勝數，心知其冤，為之飲恨流涕，而莫能救止。蓋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強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

武宗用李德裕誅劉稹等，大刑舉矣，而性嚴刻。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饑寒也，至是贓滿千錢者死，至宣宗乃罷之。而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

蓋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惻物，其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唐祚絕而復續。玄宗初勵精為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罪才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為而不至者。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而人主規規，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於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而性有寬猛，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為繁文，不足以示後世。而高祖、太宗之法，僅守而存。故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無所稱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