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五十二·志第十九

是年七月，滎澤縣塔海莊河決，未幾，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複決二口。本省平章政事站馬赤親率本路官及都水分監並工修築。至治元年正月興工，條堤岸四十六處，計工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四，用夫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三。八年，河決原武縣，浸灌數屬，其工役案牘無征莫得而詳焉。

泰定二年，御史姚煒以河屢決，請立行都水監於汴梁，仍令沿河州縣知河防事。從之。是年，睢州河決。三年，鄭州陽武縣又決，漂民房一萬六千餘家。五年，蘭陽縣河又決。

至順元年六年，曹州濟陰縣魏家道口河決。先是，堤將潰，濟陰縣防河官與縣尹郝承務差募民夫創修護水月堤，又以水勢大，復築月堤於北。功未竟，水忽泛溢，新舊三堤俱決。明日，外堤復壞，湍流迅猛，有蛇出沒於中，所上樁工，一埽無遺。缺口東西五百餘步，深二丈余。外堤缺口，東西四百餘步，又磨子口護水堤，低薄不足御水，東西長一千五百步。乃先築磨子口，七月十六日興工，二十八日工畢。郝承務言：“魏家道口磚堌等村缺口，累下樁土，衝決不存，堤周回皆泥淖，人不可居，又無取土之處。且沛郡安樂等堡，去歲旱災，今復水澇，民皆缺食，難於差僉。其不經水村堡，先巳遍差補築黃家橋、磨子口諸處堤堰，似難重役。請俟秋涼水退，僉夫修理，庶蘇民力。計沖壞新舊堤七處，共一萬二千二百十六步，下廣十二步，上廣十四步，高一丈二尺，計用夫六千三百人。樁九百九十，葦箔一千三百二十，草束一萬六千五，六十尺為一工，無風雨妨工，度五十日可畢。”

郝承務又言：“九月三日興工，連日風雨，辛馬頭、孫家道口堤又壞，計工役倍於元數，添差二千人同築。二十六日，元與武成、定陶二縣分築魏家道口八百二十步工竣。其辛馬頭孫家道口之缺口，南北闊一百四十步，內水地五十步，深者二丈，淺者亦不下八九尺，補築七日工竣。又創築月堤一道，斜長一千六百二十七步，內武城、定陶分築一百五十步，實築一千四百七十七步。惟堌頭魏家道口外堤未築，以冬寒土凍，俟來春補築焉。”

是年，遣太禧宗禋院都事蓋苗行視河道。苗還言：“河口淤塞，今不治，異日必為中原大患。”都水監難之，事遂寢。不及十五年，而白茅堤之口決。

至正四年正月，河決曹州，雇民夫一萬五千八百人築之。五月，大霖雨，平地水深二丈，河暴溢，決白茅堤，曹、濮、濟、袞皆水。十月，議築黃河堤堰。六年，以河決，立河南、山東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防。九年三月，河北決。五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是年冬，帝命集群臣廷議，言人人殊，惟監察御史余闕言：

禹河自大伾而下，釃為二渠，皆東北流。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始失。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偶合於禹所治河，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為患者千數百年。趙宋時，河又南決。至於南渡，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

嘗考中國之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海者，一皆趨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即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河之行於冀州，北方也，數千年而徙千乘。自漢而後，千數百年而徙彭城。然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鏇北，乃地勢使然，非關人力也。

比者河北破金堤，逾豐沛、曹、鄆諸郡大受其害，天子哀民之墊溺，乃疏柳河，欲引之南，工不就。今諸臣集議，多主浚河故道，復引河以南入彭城，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以導之使南。

嗟乎！諺有之曰：不習為吏，眂巳成事。今所謂南流故道者，非河之故道也。使反於大禹北流之故道，由漢之千乘以入海，則國家將無水患千餘年，如東漢與唐之時，而又何必障而排之，使南乎？

今廟堂之議，非以南為壑也。其慮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不知河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流，則汶自彭城以下必微微。則吾有制而治之，亦可以行舟以漕粟，所謂浮於汶達於河者是也。闕特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故道，然後復相水之宜而修治之。此千古之明鑑，非一人之私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