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93年，隨著“兩則”、“兩制”的出台，我國的企業財務與會計制度通過全面改革，進入了一個歷史性的新階段。就會計而言，這次改革是新中國會計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但從企業財務上來說，這次改革對我國傳統的財務管理體制／制度，以及財務管理理論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就財務管理的政策與制度看，“企業財務通則”和分行業財務制度所規範的大部分內容，已經分別被公司法、商法、稅法、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的相關內容所取代；就財務理論的研究看，從1993年至今，我國企業財務理論的研究基本上是停滯不前的，明顯落後於日新月異的企業財務管理實踐。
目前中國的企業財務管理理論研究處於以下三種狀況.
“拿來主義”。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翻譯西方國家財務管理方面的教科書或著作，甚至是英文的影印件，介紹西方財務管理的發展歷史與研究成果；二是通過對中國的企業財務管理實踐的統計與分析來檢驗西方財務理論研究的假說或推論，如對中國資本市場效率的研究與檢驗，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在中國的運用，等等。
“制度詮釋”。主要是解釋和研究中國財務管理與會計的關係，研究企業財務通則與財務制度的政策適用性和實際套用的問題。1993年財務與會計改革頭幾年的中國財務理論研究大都如此。
“巨觀與微觀研究的脫離”。中國的資本市場發展很快，但由於股權結構的二元化，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帶來了許多的經濟問題，中國的總量經濟學家、公共財政及金融經濟學家們對中國資本市場，以及資本市場與巨觀經濟的關係的研究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資本市場的全流通問題，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國有資本經營，等等，但我們的微觀財務學家們並未積極地參與或者說從巨觀的角度／巨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角度對中國資本市場上的一些財務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
我國企業財務理論研究中之所以出現“拿來主義”狀況，很主要的原因是認識上的問題。不少理論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認為：我國改革開放前，或者說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財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財務／公司財務，只不過是國家財政的一個分支或者說是國家財政在微觀領域中的延伸。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企業逐步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真正意義上的企業財務才能夠存在，以前的那一套計畫經濟體制下的財務理論已經不再適用，一切都應該推倒重來。先向西方國家學習，再開展自己的研究。
財務制度的制訂或解釋主要是由政府管理部門負責，企業的財務管理部門遵照或參照執行，已經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理論研究；並且，政府部門制定的財務管理制度越來越失去強制性，適用範圍基本上是國有企業，且很多政策內容已被會計政策、稅收政策所規範。大多數理論工作者也逐漸對制度的解釋失去往日的熱情。
至於巨觀經濟研究與企業財務理論研究的脫離，則反映我國財務理論研究與教學方面存在的問題。我們老一代的財務學家，大都具有紮實的總量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的理論功底，更是國家財政及金融理論研究方面的行家裡手，能夠做到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研究中國企業的財務問題。而我們現在的財務學教學或研究，大都側重於會計學、公司財務等微觀領域，很少去研究巨觀經濟中與企業財務密切相關的一些經濟問題，不能做到巨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成功結合。
改變中國企業財務／財務管理理論研究的這種現狀已經刻不容緩。否則，我們何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財務理論體系?懷著這樣的心情，我們不揣淺陋，撰寫此文，提出以下幾個問題，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引起財務理論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們的高度重視，大家攜起手來，一同投身到中國企業財務的理論研究中去，從實踐中發現問題，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與方法去研究不斷湧現的財務問題，使中國的財務理論研究走向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