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校門——當然是西校門，高不過七八米，但微微向前傾斜的牌匾給每一個人的瞻望提供了一個極為恰當的角度，這是一個讓人不得不仰視的地方，而它的高度永難企及。任何一種用世俗的方法來哄抬自己身價的做法，放在北京大學身上都會讓人覺得老土而不得要領。幾乎是無可挑剔的北京大學早已不再是一個單純讀書的好地方，事實上，它更像是一個巨大無比的精神偶像。
北京大學可能是中國唯一一所足以令每個學子尚未邁入校門就已經“畢業”的大學——四年校園生活所收穫的那份憤世嫉俗的高貴氣質和作為一個北大人精神從容的驕傲，在四年前，領到這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就已經在他們心中紮下了根，所不同的是，四年前，這一切體現在別在胸前的校徽上，而四年後，則流露在北大人的眼神里。
解讀北大的途徑顯然不能從實驗室、圖書館以及學術論著中去尋找——雖然在這些方面北大已無可爭議地穩居中國高校的最前列，在中國，幾乎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能像北大那樣與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精神的變遷保持著如此密不可分的關聯——雖然北大厚厚的南牆直到80年代中期才被推倒。當中國坐擁皇家園林的清華大學還是一所留美學生的預演講壇的時候，北大已成為中國新思想文化的策源地，偉大的啟蒙抱負、激烈的救世情懷作為北大的精神傳統與其所標榜的思想自由學術獨立一起，100年來延綿不絕，直到今天，“五四”仍然是這所大學最引以為自豪的精神資源。儘管5月4日是一個有爭議的校慶日，但絕大多數北大人還是認同了這個既是北大歷史，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日子。如果1898年可以看成是北大作為一所學校的生日，那么5月4日這一天誕生的卻是一種精神，而北大顯然更看重後者。
北大人的“五四”情結是如此之深，以致於絕大多數在這個校園裡接受薰陶的人從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精神狀態放到了一個很高的位置，或者說他們大都覺得做一個北大人遠不是刻苦學習、勤奮鑽研那么簡單，只有具有（至少是努力擁有）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氣質來與北京大學這個被賦予了很多歷史光榮感的稱號相配。一位80年代中期的北大畢業生後來反思了一下他當年的心態：“ 那時，默默無聞地泡圖書館、規規矩矩地拿高分，最後順順噹噹畢業，簡直就是一件十分可恥的事情，每個人都有一種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即使沒有多大能耐、找不著方向感，也得端著、抗著。要不怎么對得起北大這個稱號。”能進北大，當然非等閒之輩，出了北大，也未必人人都能修成正果。但“端著”、“抗著”的北大人卻總愛對一些雞零狗碎、小打小鬧的調蟲小技不屑一顧，不少北大學生最愛用這種口氣來表達其對清華大學的不屑：“清華？不過是培育工程師的工具人才罷了。”不甘於做“工具”而滿心憋著“幹大事”的北大學子很愛陶醉於別人和自己營造的精神氣質，熱愛巨觀、張揚個性、藐視權威或世俗的東西，迷戀於摧枯拉朽、大砍大殺的批判，淋漓酣暢，激情飛揚，“無狂不北大”。生活在北大就像生活在一個神話之中，即便是發一篇小隨筆、聽一次學術報告，甚至是到未名湖邊散個步，都無不充滿了一種神聖和崇高之感。
當然也有神聖、崇高不起來的時候，一位北大的在讀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今天的北大已經弱化了大多她曾經恪守的品德，比如特立獨行，比如兼容並包，以啟蒙為己任的北大在這個dotcom時代一下子暈頭轉向了，而對經濟與技術的衝擊，她先是放棄了自己的精神核心：“對於精神領域的堅守，然後又猛然發現自己的龐大身軀已經無法擁抱另一種形態了。”應該說，這種感嘆在很大程度上誇大了北大的“危機”，不過即便這種“危機”確實存在，北大人也有他們的應對之策。在汗牛充棟的“北大往事”的回憶文章中，比如早些時候張中行的“紅樓記憶”，近兩年來孔慶東“47樓207室的浪漫宣言”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北大精神氣質的另外一面，那就是蔡元培校長“兼容並包”的治校理念所孵化出來的魏晉風度在20世紀的延伸和發揚廣大：超然、飄逸、散淡，甚至慵懶，而當這種氣質與北大古韻十足的校園如此恰當、和諧地統一在一起的時候，你會發現北大原來是一個懶散做夢的地方。前些年北大爆炒金庸很是引人注目。而今天，金大俠去了浙大，但北大人覺得自己得到的卻是俠的情神。
與魏晉名士有關的還有酒。計算機系的許知遠就從北大南門外混亂骯髒的小巷的廉價酒館裡悟到了人生的真諦。他寫道：“未名酒家，也許是我在四年大學其間談論人生意義的主要場所，在微醉之後，我們似乎才有足夠的勇氣撕去我們‘偽頹廢’的面紗。我們互相發現，原來對於世界對於未來，我們都抱有如此的熱忱。”
當然，北大的這種名士風氣是學不來的，要是把它們放到其它高校學生身上，那可就慘了：自己散漫、缺乏上進心，至少也是沒性格，簡直不值一提，可在北大卻是一種融詩意與哲學於一身的美感，很貴族，有品位，所以也很酷。正如網大網站上的一篇帖上寫的那樣：“傳統中國人的精髓，除了已經溶入我們血液中的那些與生來的東西，很多已漸漸死在圖書館和博物館裡了。只用在像北大這樣少數的一些地方還活著，這是彌足珍貴的財富。”雖然有些自戀但卻很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