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社會上對“公務員熱”的解讀是“學生就業壓力過大”、就業形勢嚴峻等。但從理論上說，“就業難”與“公務員熱”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歷史上，西方國家幾次失業浪潮也並未伴隨著“公務員熱”的興起。實際上，公務員成為社會就業的熱點，反映的是在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政府權力地位上升和市場吸引力下降之間的巨大反差:
目前，我國公務員系統作為國家核心管理階層，職業聲望和社會地位較高。這是和政府主導社會經濟發展的國家戰略分不開的，也是政府難以轉變職能、精簡機構的主因。同時，社會各階層的權力和利益分配的政策皆出自這個掌握著國家的政策的群體之手，行政策之方便而制定高水平的公務員的收入和福利也是正常的。據調查，中國目前的公務消費、行政開支等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高於已開發國家三到六倍，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近年來各行業的應屆畢業生工資起薪點已經降到不能再降，惟有公務員工資卻在一直不斷地向上調整。今年3月全國人大開會時，許多代表提出的政府機關所享有的公車、公款吃喝、外出考察等三項公務消費的總合就達9000億元左右。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大部分普通公務員收入只達到社會中等水平，有些基層公務員連工資的正常發放都有困難。但從總體上看，公務員職業穩定性大，整體工資水平居於社會中等偏上。而且，公務員待遇還包括各種各樣的“明補”及“暗補”，其退休養老、醫療保險和住房等福利都有較為完備的保障體系。可以說，在市場經濟的中國，這個群體事實上已經提前實現了社會主義。
同時，公務員承擔的風險和責任與待遇不相稱。公務員職業的穩定性是其它任何行業所不能比擬的。自1996年實施公務員辭職辭退制度以來，據人事部統計，從1996年到2003年，共有1.9374萬名不合格公務員被辭退，年均不到2500人。按照全國近500萬公務員計算，公務員年辭退率僅約0.05%。在北京市，一直到2005年，10萬公務員僅辭退300多人。
與政府權力獨大、政府官員地位高企相比，由於我國市場體制的不健全，私營公司、企業的發展受到極大限制，諸如稅收負擔沉重、市場管理混亂、融資困難等都是這些市場經濟主體發展的瓶頸，至於作為人們自主創業載體的個體戶職業更是比幾年前減少了幾百萬戶。工商企業的成長力不足，直接導致這個最有可能擴展就業的領域持續萎縮。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只重數量而不重質量的增長模式造成了中國經濟遲遲得不到升級，也使得白領、大學畢業生的就業之路更加艱難，甚至比不上熟練工人等藍領職位吃香——很顯然，低水平的經濟不需要更多高水平的人才。同時，各種中小企業除了普遍待遇差、風險大、壓力大之外，包括勞動權益、社會保險、休息休假、平等就業之類在很多職業卻得不到制度性保障。在一個正常的市場經濟社會中，政府本來應該將自己的職能限制在最小，而更多地為人們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保障。但現實卻恰恰相反，在其他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行業存在巨大隱患的情況下，政府本身反而成了最受追捧的行業。
從性格特質來說，官場經歷雖令人練達世故，成熟穩重，但容易扼殺個性、使人銳氣消磨，創造力減退。形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求穩性格，這本應是原本契合這種性格特質的人選擇的工作。但作為這個社會上最具有活力的、最大多數年輕人的第一選擇，就顯然十分可惜。據調查，70%的大學畢業生把做公務員當成就業首選，其影響正如梁啓超所言:“試問國中大多數青年，其性質實宜於為官吏者果有幾許？其所學與官吏事業絕無關係者亦且泰半。今悉投諸官吏之大製造廠中，而作其機器之一輪一齒，其自暴殄毋乃太甚乎？夫人之才性，發育甚難，而消退甚易。雖有善謳之伶，經年不度曲則失其聲；雖有善射之夫，經年不彎弓則失其技。”一個國家的青年精英爭先恐後地投身於這平淡而安全的工作，不但對青年自身來說是個性的損失，機會的浪費，同時也反映了國家政治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缺陷，實非國家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