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上講，徵收土地增值稅在抑制房地產投機、保障國家參與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促進土地集約節約利用等方面將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但徵稅究竟能否真正發揮上述作用，還取決於稅制設計以及各地房地產市場的實際供需情況和發育程度等。
土地增值稅最初出現在上世紀 90年代初期的廣東、廣西和海南。當時這些地方出現了大量的房地產炒作現象，尤其是對於地皮的炒作在帶來暴利的同時也造成了大量地產泡沫的堆積。為了抑制過熱的房地產，這些地區出台了土地值稅。此後，國務院於 1993 年 12 月 13 日發布了《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決定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國徵收土地增值稅，財政部於 1995 年 1 月 27 日頒布了《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
該稅種調節的主要對象是土地增值收益，國家設立該稅種的目的重在抑制專門靠炒地皮牟取暴利的投機行為。然而就在土地增值稅開徵不久後，房地產業陷入低潮，各地政府又開始了漫長的對房地產業的扶植，在各種減稅措施不斷的時期，稅率相當高的土地增值稅自然緩徵。2004 年 8 月，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城鎮土地使用稅和土地增值稅徵收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強土地增值稅管理工作。一些大城市先後採取了行動。上海市從 2005
年 6 月 1 日起，恢復對別墅徵收累進制的土地增值稅。天津市明確從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對普通住宅銷售預征 0.5 ％的土地增值稅，非普通住宅等的預征率為 1 ％。深圳市也稱從 10 月 1 日起徵收土地增值稅。有的地方稅務部門還提出將土地增值稅的徵收作為當前地稅工作的亮點。 土地增值稅的徵收直接影響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成本和利潤，對開發商收益的影響可能影響房價（開發商為轉嫁稅負提高房價或者為避稅、減稅而降低房價），從而影響住房消費者。因此，土地增值稅的徵收影響面是比較大的，必須持謹慎的態度。前不久，深圳地產股集體下跌與深圳重征土地增值稅的傳言有很大關係。
對土地增值課稅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政府巨觀調控手段。從理論上來說，徵收土地增值稅在抑制房地產投機行為、保障國家參與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促進土地集約節約利用等方面將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但是，土地增值稅究竟能否真正發揮上述作用，達到巨觀調控的預期目的，還取決於土地增值稅本身的稅制設計，包括稅基、稅率、計稅依據、減免稅優惠等設計是否科學、合理、公正；同時取決於該稅的實際征管情況，即地稅部門的重視程度、徵稅所需的基礎條件是否具備、公民的納稅意識等等。從該稅的徵收實踐來看，一些地方對土地增值稅的征管不夠重視，認為徵收成本高、部門配合難度大、收效不明顯，因而管理上比較粗放，致使收入規模長期偏低。從統計數據看，雖然土地增值稅徵收的增長速度較快，但收入額一直不大： 1996 年為 1.1 億元，當年全國稅收總收入 7051 億元； 2004 年為 75 億元，當年全國稅收總收入 25718 億元。
筆者認為，對土地轉讓、房地產交易環節的土地增值部分進行課稅是必要的，但也需要認真考慮一些相關問題，一是如何合理區分土地因政府投資周邊基礎設施而引起的增值、房地產轉讓交易過程中的人為增值和房地產開發企業通過自身投資經營帶來的增值。如果稅制設計不合理、稅負過高，則很可能使開發商因自身投資經營帶來的增值收益受到損失，影響開發商對土地投資經營的積極性，最終導致房地產市場趨於萎縮，產生市場閉鎖效應。法國和德國很早就對土地增值課稅，但後來由於稅負過重，引發市場閉鎖效應，房地產業受到打擊。為此，兩國政府曾多次對該稅種進行改進，最終法國改為綜合所得稅，德國則不對非投機行為的房地產轉讓課稅。這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二是要考慮對土地增值課稅與一般企業所得稅之間的關係，以防重複課稅，造成稅負過重，最終影響整個房地產業的正常發展。在國外一些土地資源相對豐富的地區，房地產多作為一般財產對待，對房地產有償轉讓中顯化的土地增值收益不單獨課稅，而是把土地增值收益視為一般所得，連同其他所得一起徵收所得稅。
此外需要注意，各地是否徵收土地增值稅要充分考慮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房地產市場的實際供需情況和發育程度、房地產市場的監管條件等重要因素。筆者認為，當前不適宜在全國範圍普遍徵收土地增值稅。所謂房地產市場“
過熱” ，需要加強巨觀調控，“ 過熱”的只是部分地區，各地在採取綜合措施包括利用土地稅收手段進行調控時一定要全面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從近期出台的《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國土資源部關於加強土地稅收管理的通知》、《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產稅收管理的通知》來看，國家開始重視把土地稅收作為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重要手段，但是利用土地稅收手段進行調控需要有一個不斷完善和調整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