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公司[1] 是利益相關者之間結成的契約網，這些利益相關者不但包括股東和經理層，而且還包括債權人、供應商、消費者、工人、投資者甚至是政府，他們在企業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是各不相同的。他們怎樣才能保證自己的權利得到實現呢？利益相關者們必須形成一套成本最優的有效控制機制，這套機制就是獨立審計。
一、受託責任論
獨立審計產生的直接原因是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其發展經歷了詳細審計、資產負債表審計和會計報表審計三個階段。那么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後，為什麼會產生審計呢？學界提出了多種理論解釋，其中，“受託責任論”受到學術界的大多數認同。弗林特（david flint）在《審計哲學與原理導論》中指出，作為一種近乎普遍的真理，凡存在審計的地方，必存在一種受託責任關係，受託責任關係是審計存在的重要條件；審計是一種確保受託責任有效履行的社會控制機制；利特爾頓（a.c. littleton）在《會計理論結構》中多次指出：審計職能就在於研究、審核和評價受託人對委託人所賦予之受託責任的履行情況；審計應對受託責任報告加以測試；應審核包括現金要素在內的許多要素的綜合受託責任；由股東投資形成的公司資源的受託責任，向來就是重要的審計問題。我國學者秦榮生也指出，審計與受託經濟責任具有“血緣”關係。在歷史上，可能有受託經濟責任存在而無審計的情況，但沒有一種審計不是針對受託經濟責任而存在的。[2]
什麼是“受託責任”呢？其實受託責任是經濟學“委託—代理關係”在會計領域的另一種解讀。受託責任關係就是資源占有人與資源管理人之間所形成的資源委託管理與資源受託管理關係，以及資源管理人與其資源管理執行人之間所形成的資源受託管理與執行資源管理關係。當財產管理制度發展到財產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時，資源所有者將資源委託給他人管理，受託人對委託人承擔受託資源管理的全部責任，即負有受託經濟責任。[3] 一方面這種受託經濟責任建立在互相信任和忠實性基礎上，即財產所有者願意把擁有的資源交託給受託人經營，並相信其將以最大的善意履行受託責任和完成委託人的利益目標；另一方面這種受託經濟責任關係的雙方常常存在潛在的利益衝突，即資源所有者擔心由於受託人過失或故意的行為，使自己的資源和利益目標受到損害。正是這種潛在利益衝突，使資源所有者為了維護其利益，需要對受託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進行審查評價；而受託人基於這種潛在利益衝突的存在，會對自己承擔的受託責任的完成情況進行自我認定、自我計量，並定期編制各種受託責任報告，為委託人審核受託責任的完成過程和結果提供信息。為了證明自己的經營成果，向資源委託人索取報酬，解除資源委託人對他的潛在懷疑，受託人也需要對自己的報告進行審查和評價。正是由於這種委託人與受託人雙層的需要，才有獨立於他們兩者之間的第三方，即註冊會計師提供鑑證的服務，所以就有了獨立審計的產生與發展。
從以上分析可知，“受託責任”是獨立審計產生的核心前提。如果沒有受託責任的存在，所有的資源，包括財務資源、人力資源、公共資源等都由自己來經營與管理的話，就不需要對這些資源的經營和管理情況進行監督，也就不需要什麼獨立審計了。但在現實的企業中，這種假想狀態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各樣的受託責任關係。我們把企業理解由利益相關者締結的一系列契約構成的契約網，由於人力資源與其所有者具有不可分離性，而其他資源與其所有者則都是可以分離的，這樣，人力資源所有者經營企業，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理解為其他利益相關者將其所擁有的資源委託給人力資源所有者進行經營，從而形成了各種受託責任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受託責任論”是合理可行的，因而倍受世界審計學界的青睞與推崇。但是，我們認為，“受託責任論”還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1、“受託責任論”只關注表面化的受託責任關係，而忽視了受託責任關係形成過程中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衝突與協調。按照上文對企業契約的分析結論，企業契約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始終處於衝突與協調之中。利益相關者之間是否存在受託責任關係，僅僅是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受託責任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在於受託責任關係所包含的不同利益相關者所擁有的權利結構。同時，“受託責任論”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係簡化為資源所有者（或占有者）與資源管理者之間的關係，並不符合利益相關者權利結構的實際。
2、“受託責任論”在解釋現實中的獨立審計存在著困難。按照受託責任論，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存在受託責任，註冊會計師是作為被聘請的第三方，對受託人的受託責任履行情況進行再認定，那么，這種再認定只要能夠獲得委託人與受託人的認可即可，與其他任何主體都無關係。而事實上，作為一個職業，獨立審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註冊會計師協會根據法律授權制定審計規則，並對註冊會計師進行監督管理。顯然，受託責任論無法對政府和行業協會在獨立審計中的作用作出合理的解釋。
3、“受託責任論”無法解釋公眾公司的審計信息事實上是一種公眾信息。受託責任人描繪的審計關係是委託人對受託人監督的需求和受託人對業績自證的需求，全然與企業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無關。即使是公眾公司的股東屬於不確定的多數，考慮到這些股東作為資源擁有者的需求，也無法說明審計信息的失真為什麼要對潛在的股東和其他第三人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