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勤勞、勇敢的蒙漢各族人民，用血汗和智慧開發、建設著鄂爾多斯，同時也創造了光彩奪目的草原文化。其中，民間音樂就是鄂爾多斯文藝百花園中引人注目的艷麗花朵，它已成為中華民族民間音樂文化寶庫中晶瑩的一顆明珠。
鄂爾多斯的民間音樂源遠流長。在杭錦旗阿魯柴登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匈奴文化，就充分反映了生活在草原上的匈奴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燦爛文化的鮮明特點。“匈奴人喜歡音樂，有自己的樂器，如胡笳俾鼓等。”東漢末年，曾在匈奴部落生活了12年的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說：“胡笳本是出胡中”，又說：“俾鼓喧兮夜達明”。西夏統治時期的音樂，“以琵琶擊缶為節”，德明統治時期，“其禮文儀節律度聲音，無不遵依宋制”。李元昊稱帝以後，更定禮樂，盡去“唐之縟節繁音”，“載禮九拜為三拜，革樂之五音為一音”。這說明當時的統治者對能維護他們政權的音樂是十分重視的。
十二至十三世紀，元代戰時敲的“牛皮大鼓”、“胡笳”，薩滿教念咒時用的“儀鼓”(即“小鼓”)、“拍板鑼”等頗為盛行。又據明人記載，“蒙古族民眾往往於勞動之餘，集聚在一起吹鬍笳，彈琵琶，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民間的音樂、舞蹈活動相當頻繁，歷史題材的說唱，似乎也很普遍”。到了明代後期，蒙古族的民間說唱藝術比較活躍，民間歌曲《三百六十黃羊》、《四公主》等流傳較廣。
世代生息在鄂爾多斯草原的蒙古族牧民，在漫長的艱苦歲月里，為了抒發自己對於客觀環境、自然風貌和歷史演變等方面的複雜思想感情，就在勞動放牧過程中，自然地由觸景生情，舒緩零散的哼唱，漸漸地固定成腔，逐步形成了慢速度的歌腔，久而久之，便發展成定型化的“長調”民歌，其特點有歌曲的鏇律，詩歌的韻味，朗誦性強，節奏性弱。
在十八世紀以前，內蒙古各地廣泛流傳著民間樂器“四弦”(牧民亦稱“候勒”)，從外形上看，它和漢族地區流傳的“四胡”基本相同。牧民們在勞動餘暇，或者在敖包會、那達慕會的歡樂日子裡，總要演奏這優美動聽、音色明亮的四弦。它是蒙古族人民最喜愛的民族樂器之一。而在鄂爾多斯流傳的十二弦蒙古古箏，據說則是清朝康熙年間由陝西榆林地區傳入的。這是鄂爾多斯民間較早的民間樂器(十二弦的第一弦定為“小工調”的“林鐘徵”，有時也變換弦位)。之後，在烏審旗、鄂托克旗的牧民中廣泛流傳，很受牧民的歡迎。
隨著歷史的發展，漢族人民民眾不斷進入鄂爾多斯。同時具有漢族地區特點的經濟和文化也隨之而來，給鄂爾多斯地區的經濟和文化以深刻的影響。笛子、四胡、揚琴、三弦等樂器普遍為蒙漢各族人民所共同使用，這就導致鄂爾多斯蒙古族的音樂，在過去牧歌體的“長調”民歌基礎上，逐漸產生了一種緊緊與現實生活相適應的近代、現代的“短調”歌曲。其突出的特點是情緒歡快、節奏明朗、結構短小、句法整齊，使鄂爾多斯蒙古族民間歌曲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鄂爾多斯的民間音樂，是以鄂爾多斯蒙古族傳統的民間音樂為主體，同時也吸收了毗鄰地區兄弟民族的民間音樂成分。大致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傳統的鄂爾多斯蒙古族民間歌曲及少量的器樂曲。二是蒙古族、漢族兩個民族音樂文化交流的產物——蒙漢調(俗稱“漫瀚調”)。傳統的鄂爾多斯蒙古族民間歌曲，又可分為古代民間歌曲、近代民間歌曲和現代民間歌曲三部分。古代歌曲的內容比較單一，情緒深沉、氣息悠長、節奏自由、感情細膩而內在。象《豹花駝羔》、《班禪廟》、《查汗色日古拉》、《其布蓋希里》等歌曲，大約產生於十九世紀以前。而有歷史記載的《成吉思汗的兩匹青馬》，《光明燦爛的太陽》等，是十三世紀以後的產物。
《六十棵榆樹》、《珍貴的三件寶》、《桑傑道爾吉》、《喇嘛的三件寶》、《金色的部落》、《六十個美好》、《好寧查乾板升》、《巴雅爾芒內希里》等，這些古樸深沉的歌曲，約產生於十七八世紀。 <br><br>進入二十世紀以後，鄂爾多斯的民間音樂處於一個由傳統民歌中的“長調”歌體逐步向“短調”歌體發展的一個過渡階段。而產生於這一階段的民間歌曲，其結構一般為短小簡練、音調鏗鏘有力；從歌曲所反映的題材內容上來看，隨著革命風雲的變幻，題材所涉獵的範圍也日漸廣泛，產生了大量的反映當代社會現實的歌曲。如《引狼入室的李鴻章》、《十二團戰歌》、《獨貴龍》、《壯丁》、《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歌》、《碧藍的天空》，《通格浪河》等。這個時期，可以說是“短調”歌曲飛速發展的一個高潮時期，是鄂爾多斯民族音樂文化飛躍發展、日臻完善的一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