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季度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一直上演著關於房價會否下降的辯論賽，頻繁出台的調控政策則讓一切爭論變得更加亂花迷人眼。在我們不斷追問自己需要什麼價位的房子時，不知道有沒有人在關心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建築，或者一個什麼樣的城市？
卡爾維諾在他的《看不見的城市》中，以文字為磚石，建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理想之城，並將其對城市的理解和構想銷售到了全世界。我們正是以他為起點，開始了對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王麗方教授的採訪，主題就是“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建築”，也開始了人民網房產城建頻道“建築十人談”系列活動的第一站。或許，關於城市和建築本身的思考，會給喧囂的房地產市場帶來些許理性的安寧。
什麼是好的城市
前段時間，北京的老前門被拆，許多人帶著很複雜的感情看待這件事情，老建築和胡同越來越少、高樓大廈越來越多的北京，是不是一個“好的城市”，這個問題或許從不同角度看可以得出很多不同的答案。
問及王教授，她為“好的城市”做了一個看似簡單的概括：“我覺得好的城市應該是人性化的，它的城市空間與人的尺度很接近。”她很強調城市空間與人性的協調性。“在古代，因為技術的落後，人所能建造的空間與自己所需要的空間有著天然的協調性，而現在，隨著技術的發達，能夠很容易的建造起很大的建築，於是大家就開始喜歡做大的建築。”王教授認為這其實與人性有著很大背離。城市空間大了，並不代表居住在城市裡頭的人就舒服了。“我認為現在城市沒有人情味，有一個原因就是它的尺度超過了人所喜歡的尺度？”
王教授的這個觀點其實或多或少的指明了當下住房文化的一種方向，人們現在更願意接受具有人情意味的住房環境，許多開發商也熱衷於打“小鎮文化”牌，將重構人際關係放在城市規劃和住房建築設計的重要位置。
不但城市空間與人性要相協調，空間與空間也需要協調，好的城市，城市空間和建築空間必然是互相匹配、相互協調的。“我覺得城市和建築的關係，首先城市要留一定的規律給每一個建築，然後建築按這個規律去建，在形成自己的同時，逐步形成城市的空間，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王教授是這樣解釋城市與建築之間的關係的。並且，她以北京為例，“這些年來北京的城市建設面積，量是非常大的，可以說面積超過了古代北京的多少倍。可是有沒有很多倍那么好的空間出來呢？我認為是大大的沒有，幾乎就找不到幾條好的街道或者好的場地，能跟老北京的街道和場地相比的，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大的缺失。”
王教授的這段話，可能說出了許多熱愛北京的人內心深處的失落，經濟的飛速發展、地位的顯著提高，依然還是無法替代人們對城市空間的需求、對好的城市的嚮往。
我很支持90平米70%的政策
在對待最近爭論得非常厲害的“90平米住房要占70%”的政策上，王教授表示支持，並且，她的支持也是建立在是否符合人性尺度的基礎上。
“90平米對於一家三口人來說，平均每人30平米的建築面積，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標準，在歐洲發達城市也是一個很好的標準，所以不應該去一味求戶型的擴大。”她的著眼點依舊是住戶是否住得舒服。的確，大戶型的房子可以讓你住起來很有面子，但是否真的符合你所需要的尺度呢？其實，大家都需要認真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王教授以100平米以上的房子為例，“現在100多平米的住宅實際上是把住宅的進深拉得很大，大到什麼程度呢？就是兩邊採光後，中間就黑乎乎，實際上中間那塊是沒什麼大用處的。”對於一家三口來說，房子過大必然會造成許多無效面積，而且還會有許多更為深層次的麻煩，“戶型擴大會有很多問題：人和人之間實際上被越拉越遠，並且土地要用很多，交通距離也越來越長，道路面積也要增大，然後市政所有設施、所有能源的輸送都要加長，服務同樣的人口，你要加長很多。並且每個人每天用於交通的時間都會加大，這個代價是非常大的，並且沒什麼好處。”“而且，作為居民個人，每戶要多花30％的房價，30％的物業費，30％的取暖費。對很多普通百姓和年輕夫婦來說這種負擔是很不值得的。”
王教授以一個非常務實和理性的角度來看住房問題，她並不希望有許多設計大而無當的房子，對大面積房子的不斷出現，她認為：“所以為什麼歷來做這么大的面積，有很多複雜的原因，我認為，開發商要降低成本，提高利潤，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同一件事情，但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在開發商的眼裡，住房是產品，或許只是成本與利潤的換算；而在建築學家眼中，住房是整個城市空間的分子，可能承載著比財富更多的意義。
一個好的標誌建築要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王教授並不是研究標誌建築的，當問及有關標誌建築的話題時，她想了想，問答說：“一個好的標誌建築要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更接近對戲劇或文學情節的評價，但用在建築上仿佛也一樣貼切。“意料之外就是它有相當的新穎性，造型上別出心裁，這個是好的；但是又要在情理之中，就是它在所代表的城市和地區，好象就是從土裡長出來的，貼合的不得了！”王教授用了一句“從土裡長出來的”來形容標誌建築與城市的關係，實在是非常精妙。故宮之於北京、蘇州園林之於江南、鼓樓之於西安、黃鶴樓之與長江……建築與城市，與當地的風土，無不是緊密貼合，才成為可供時代吟誦的標誌。
而當我們將話題從以前拉到現在時，討論北京正在修建的幾個標誌性建築時，儘管王教授肯定了國外建築師對中國建築的推動作用，但她還是覺得那幾個建築“過度標新立異，遠離了合理性，特別是跟北京的情況不是很貼合。”
對待標誌建築，王教授認為：“跟城市的市民也好、跟城市的環境也好、跟城市的傳統也好，它們有一種內在的關係，如果沒有內在的關係，只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的話，我覺得就算不上一個好的標誌建築。在中國我覺得對文脈和建築邏輯這些銜接上，外國建築師不是太多考慮的，考慮得多的話就會比較好一點，比如上海的金貿大廈。”可見，相比於奇特的造型，王教授顯然更在意標誌性建築與環境和地方文脈的貼合，這種貼合，本質上還是與人性的一種協調性，還是以人性的尺度為衡量建築好壞的重要標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