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企業紛紛到海外上市，除了那些保薦等機構外，受益者包括中介服務提供者，如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
迄今為止的國有商業銀行上市成了排排坐吃果果的遊戲，三大會計師事務所包攬了審計工作。但《金融時報》的一篇評論隱諱地提出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能力有可能被高估。
四大在中國儘管面臨質疑，卻仍然是試圖在國際市場一展身手的國內企業取信於世界的好辦法。因此，付給四大的高價是為信譽所付，與國內會計師事務所相比，四大的問題只能說是癬介之疾。
去年政府為懲罰違法行為，吊銷18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執照，並對60家事務所處以罰款和勒令整改。從事後處罰看，不論是行業監管還是法律法規，對問題事務所似乎關照大於監管、譴責多於懲罰、懲罰大多大事化小，甚或不了了之，如同隔衣抓癢。假賬泛濫原因複雜，其幕後可以找到公司、地方政府、中介機構等各色身影，而立法和司法制度的不健全則進一步助長了關照之風。所謂不健全追根溯源是“不作為”或“作為不積極、不主動”，執法的蒼白盡現於此。不妨舉一具體案例說明審計的主動失誤與被動失誤的區別。
今年初，中關村科技證券違法案由證監會調查並審理終結，證監會認為京都所在審計中關村科技2001年和2002年年報存在的重大遺漏負有審計責任。為此，證監會作出對京都所處以20萬元罰款，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京都所的簽字會計師李欣、景恆心分別處以5萬元罰款。
在此，主動違規甚至違法的成本才區區總共30萬元，而這30萬元罰款到底由誰在背後埋單還不敢說，而重大擔保事項遺漏披露給廣大投資者及相關銀行可能帶來的風險和損失卻沒法統計。
京都所客戶群十分繁雜，其中還有經歷過第一大股東股權拍賣、董事長“不辭而別”、巨額財務黑洞等一系列醜聞後被戴上“st”帽子的和光商務。
據了解，北京京都會計師事務所成立於1981年，在收入和規模方面一直位列全國單一會計師事務所（含國際“四大”）前10名，為中國主機板市場30餘家知名上市公司、華夏銀行等涉及社會公眾利益的金融企業。1996年，京都所經財政部批准成為全球十大會計公司浩華國際的成員所。京都所實力不薄尚且如此，其他實力在其下者又是如何審計的呢？“中關村遺漏”之弊泛濫，負影響和負作用將難以估量.
京都所是個案，但這一個案的嚴重程度顯然與四大的問題有著遙遠的距離。我們遺憾於四大在中國市場所提供的服務未能與承諾相符，但我們應該更關注於內部的心腹大患，如果銀廣夏之類的上市公司與深諳國情的中天勤之類的會計師事務所合謀，那不管監管層如何整頓，中小投資者只有被圈被騙的份。當此股改之際，中介機構的誠信建設應該同步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