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資源部20日發布的查處情況通報顯示，去年全國發現的土地違法行為及立案查處的土地違法案件，無論是案件數量，還是涉及的土地面積，都較2005年有大幅上升；其中，當年新發生的土地違法行為、當年立案的案件及其涉及的土地面積上升幅度更大。
為什麼各種土地管理的制度創新都不能禁止土地違法行為，甚至使之反彈？學者趙燕菁認為原因有二：第一，中國正處在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土地開發，體現在政府職能上，往往是開發與服務並重，甚至開發的職能更重。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公共服務的收入渠道和方式上，中國地方政府不像西方國家的地方政府有財產稅（物業稅）這一可持續的經常性收益，因此，只能依靠一次性的土地收益來提供公共服務。因而，大力招商，鼓勵工業就成為地方政府擴大地方收益，維持公共服務的不二法門。
趙燕菁的這一解釋觸及了地方土地違法行為的本質。地方政府主要通過兩種方式獲得收益。一是對行政轄區內的經濟活動收稅；二是直接出讓配套了各種基礎設施的土地。問題是，分稅制改革後，由於大部分公共服務都下放給地方政府，而在現行稅制下，地方無法在增值稅中占到大頭，且除了少量個人所得稅外，也無法直接向居民徵稅。這樣，企業而非居民就成為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納稅人”。並且在競爭壓力下，地方政府只能通過為投資者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間接地為地方居民提供公共服務。所以，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圍著企業家轉，並非由於其特別喜歡企業，而是由於缺少財產稅之類經常性的主體稅源，地方就只能依靠一級土地市場一次性的土地收益獲得收入。
溫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必須保住18億畝耕地這個底線不能突破。而從上述分析來看，除非地方政府能夠像已開發國家那樣，通過經常性的財產稅，直接為其提供的公共服務定價。否則，地方政府以地生財的衝動不可能得到扼制，土地違法案件還會有增無減，要想守住18億畝耕地這個底線，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