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村民譏笑為“農民不像農民，知識分子不像知識分子”，現在，他的自我定位變成了“教師不像教師，學生不像學生”。他房間的書桌擺滿了各種聯考資料，《中國行政訴訟法》、《簡明證據法學》等幾本專業書被裹在其中。
妻子在他入學的那一天就生氣地離開了他，去了深圳，她預言丈夫“一畢業就會失業”。但老曹總覺得，“多讀點書是有用的”，雖然，他連妻子基本的夢想都沒法滿足：不如把家教做好，在長沙買個二手房。
至於待在農村的年邁父母，對這個執拗的兒子已沒有任何要求，“基本不談我的前途，只希望我不違法”。
劉鵬，曹湘凡入學以來的輔導員，卻呼籲企事業單位能給他就業的機會，“他心態正常，毅力堅定，相信以後的工作也會很紮實”。對這位與他年齡相仿的學生，劉老師讚不絕口，稱他的精神可嘉，“對社會也是一種激勵”。“我願儘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幫助他。”劉鵬說，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曹湘凡連續兩年獲得了5000元的助學金。
曹湘凡會不會成為悲劇
曹湘凡讀了有關楊元元的報導，他給我發來一條簡訊：“知識改變命運在我身上是一個偽命題，我只是像楊元元一樣的千百萬弱勢群體中有抗爭精神但無力回天的一個縮影。”
楊元元，上海海事大學一名貧困的研究生，不久前，用兩條毛巾結束了自己苦難的生活。曹湘凡看著報導，悲從中來，他在電話中對我說：“我只是比她堅強一點，沒有自殺。”
也許是受楊元元經歷的觸動，曹湘凡第一次在我面前呈現出他悲觀的一面。幾天前，他還認為自己不是悲劇人物，也非聯考失敗的個案。
這是我第二次采寫曹湘凡，上一次是在2006年，他的第12次聯考後。以後，我們偶有聯繫。這個農民的兒子，多少年來，最期待的就是成為真正的城裡人，用他的話說，就是要一個“名分”：有身份和地位，而不是四處打工，夾著尾巴做人。
這個夢想促使他為進大學歷盡艱辛苦鬥了漫長的歲月，也導致家庭四分五裂：曹湘凡獨居長沙，妻子遠在深圳，三個孩子跟著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在老曹為自己的夢想拼搏的時候，孩子們悄無聲息地漸漸長大，沒有父母之愛的陪伴。
我幾次善意地提醒過他，把家教做好做大，也同樣可以過上體面的生活。但我發現，這種現實的觀點在他的理想面前顯得很無力，也很難被曹湘凡接受。因為他的內心認定了：如果不能成為國家單位的人，就沒有地位就“人微言輕”，那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結局。
他一直生活在自己強大的精神世界裡，並朝著自己設定的目標去努力。如今，馬上要大專畢業，他希望“多年的媳婦能熬成婆”。但我不能不問他：“如果你實在找不到工作怎么辦？”他的退路是：做一輩子的家教。
他不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他很清楚自己找工作要面臨的尷尬處境：學歷不夠，年齡過大，因此，才把就業的希望寄托在本報的報導之上。在一個為選材設定了學歷層次和年齡限制的社會，這是一個略顯天真而又無奈的舉措。
但就業觀念是一個社會文化、制度、規則等多種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和反應，朝夕之間無法改變。這也注定了曹湘凡要“圓夢”的難度很大。儘管，他比許多大學生更有見識和意志。
我當然不會去指責曹湘凡有點“偏執”、太不理性，沒有樹立起正確的就業觀和家庭觀。對這樣一位堅定的追夢者，我更願意抱以敬意，並祝願他找到合適的歸屬，感受到社會的理解、包容和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