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周大福金行負責內部事務的工作，每天只得5小時留在鋪內。別人都說我躲懶，其實我只是奇怪鄰店子的生意這么好，借意去閒聊一兩句。”鄭裕彤如是回憶，“在澳門，有人說我偷懶，到香港，又有人這樣說。1956年，周大福另一位周姓股東年事已高，便把所持股份讓予鄭裕彤，頤享天年。而周至元有3個兒子，卻沒有一個願意繼承父業。周至元也想將自己的股份轉給鄭裕彤，卻遭到了執意拒絕。為了證明從未依靠岳父的“福蔭”，鄭裕彤事事親力親為。據他自己描述：“那時候，我一早起來，直至晚上十一二點鐘才收工。和平之後，生意轉好，但資金周轉並不充裕，要整日‘度橋'(想辦法)，也要管理工場，甚至親自說服工人晚上加班。”執掌周大福才4年的鄭裕彤突破古老金鋪的資本結構模式，邀集一班舊同事組建周大福珠寶有限公司，成立了香港金飾珠寶行業最早的有限公司機構。
非議最後終止在強勁的業績面前。在“勤”與“誠”兩字精神的燭照下，周大福1960年的盈利達到了500萬港元，之後營業額更直線上升至以億為單位，先後在九龍旅遊區和銅鑼灣商業區增設了分行。
對新事物相當敏感和具先見性的鄭裕彤還與金融結下淵源。通過社交圈，他獲得了恒生銀行董事局主席何善衡的貸款保證，作為重要的資金支撐。與其它金店不同，周大福採取了現代連鎖店的形式，統一門面、鋪位、裝修、擺設、款式、價碼以及店員的衣飾服務等。而這些決策背後，已經折射出時年只有三十多歲的鄭裕彤非凡的商業眼光和銳意創新的衝動。也是這種眼光和衝動，使得坐擁越來越多資本的他，不斷以大膽作風建築著財富巨廈。
天生“賭徒”
不止在一個場合，鄭裕彤坦露過自己的商業理念：“我喜歡大計畫，計畫越大興致越高”;“所謂大有大賭，小有小賭，做生意就已有賭博成分。”
他的第一次“賭博”是投注幾十萬成本首創“九九九九金”。當時，具有半個多世紀的香港金銀貿易場，交易黃金的成色一律為99%，有些金的成色甚至只有七八成，而鑄造足金的想法遭到了各間分行經理的反對和業界譏笑。但“九九九九金”的大獲成功最終引領了市場潮流。而周大福傳統經營術的被顛覆，已顯露出鄭裕彤“鯊膽”性格的一面。之後，他又開拓性地將目光聚焦經營投資頗大、毫無把握的鑽石生意。
第二次“鯊膽冒險”在於，為了獲得鑽石原石，他直接飛往南非斥巨資買下一間鑽石加工廠，而對這次收購的價錢，卻一直秘而不宣。此舉令同行震驚，鄭裕彤超越了當時香港唯一拿到加工牌照的“鑽石大王”廖桂昌，坐上最大鑽石進口商的寶座。
但如果比起在地產界的冒險，鑽石行業的這些舉措還只能算小試牛刀。1952年，鄭裕彤第一次投資地產，在跑馬地建藍塘別墅，占地約4萬多平方英尺。更大膽的是，城區外圍的地皮既低廉又容易購得，他偏將目光盯住鬧市，買下位於銅鑼灣商業區最旺的怡和街、百德新街與記利佐治街之間的三角地，在上面蓋了一幢在當時屬豪華級的香港大廈。1967年香港受內地“文化大革命”影響，許多富人都將土地、樓宇低價拋售，鄭裕彤卻反其道行之，大量購置地產。3年後，他在地產界的“根據地”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事實證明，香港樓市也正在此時復甦。而鄭裕彤獨資或合資買下的20餘個地盤價格扶搖直上，也令他的財富成幾何級數增長。鄭裕彤在新世界持有40%股權，所以新世界也一直被外界認為是鄭氏家族產業。此後，他又投資建成擁有世界上最大玻璃牆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併合資收購加拿大最宏偉的商業住宅民群。縱觀鄭裕彤在地產上的經營舉措，都是投資10億港元以上的大型工程，利潤也同樣是天文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