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二十幾種名片，隨身攜帶著大概十來種，名頭多是日本各種組織在中國的協調人員或顧問。他拿出一本日文書佐證，他不但給中國的許多媒體寫專欄，也給日本的媒體寫。另外他是一個熱心的組織者、策劃人、發言人、主持人，據說還是一個談判高手，做了超過200場的談判，他的任務是協調和溝通對方的意願。他條理甚為清晰，說到自覺精當處，還會重複一遍。言談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經有那么點意思。
他對中國抱著異乎尋常的熱情與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國反日遊行，他就混在遊行隊伍里。他說自己“要用一生來了解中國”，上至xx總理，下至北京捷運站的人，到中國人為什麼不遵守交通規則，以及貴州山區的貧困。“比如我去貴州畢節地區，最貧困的農村考察，他們不想讓我看到真實的東西，就派人來跟我喝酒，結果我把那個人灌醉，他睡著了，我就溜走了。”他就這樣去了中國農村“無數次”，“花自己的費用”，因為“不了解農村怎么了解中國呢？”
他熟識徐本禹，與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經常上中國教育電視台的節目，對農村孩子上不起學有自己的看法：“以為使義務教育徹底免費，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學了？錯！很多人不是因為交不起學費上不起學，而是因為貧困。”
他每日查閱新聞，處理郵件，給媒體供中文稿，還有部落格！其餘是，三到五個小時的與人見面，包括應酬性質的活動，跟人談項目，他生氣勃勃，語氣鏗鏘。
他平素一天只睡3個小時，這兩個月睡得更少了——但這似乎沒有影響他的臉的光潔度。除此之外，他還要把日本現役外交官的書譯成中文，同時寫三四本書。
他沒有娛樂，除了走在路上聽點音樂，偶爾看個電影，也是為了寫評論。
他自認為在日本受到“排擠”，卻在中國社會甚為協調。他希望對社會有影響，哪怕得到的反饋是“你他媽一個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樂，通過社會的自我觀照，他能感受活著的意義。“北京是讓我成長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場所，在北京用中文謀生的過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現自己，提高自己。”
他拚命寫稿子，他的賬戶上存了多少錢，他都不知道，因為他十分忙，忙到沒時間去花錢。
中國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個，要與眾不同。”他說得如此認真，簡直像青春期少年，還有那么多來歷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這個青年——毫無疑問，他心存大志。“媒體是統治者與普通大眾之間的橋樑，我生活里跟媒體的關係很密切，一切都為了將來從政。”
“我跟歐巴馬是同類。我們個頭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層，也都是曾經被社會排斥的。我覺得歐巴馬會改變歷史，這類人可能是極少，但我還是從歐巴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他認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講，他在他們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認同感。與那些走在澀谷的時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堅定。他們走出伊豆，東京甚至不能滿足他們的幻想，他們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個電話，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離父母的田野農活太遠了。“對於這樣的疏遠和離別，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們從小都是獨立的”，他進一步說，“父母也要獨立，”放低了聲音，“我的母親也很堅強——她從不給我打電話。”
加藤嘉一講起了他童年的清貧，被黑社會追殺、被主流社會排斥……好比一個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們可得而知，一個5歲開始就幻想從政的年輕人，如何度過他那與眾不同的青春期。也許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他就學會了長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為“成為我自己”，因為他從來不是太喜歡自己，對自己不曾滿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