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12歲時，加藤父親的新工作十分不順利，始終是半破產狀態。最後，父親的公司終於破產了，欠下許多債務。加藤交不起學費，甚至經歷過黑社會索債的情形，這像是一個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裡的錢總是不夠花。他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從初一、13歲開始打工——送報紙，儘量多賺點錢。每天凌晨3點鐘起來，送到6點鐘，他主要負責幾個高樓公寓，跑樓梯，晴天、陰天、雨天、雪天、颱風，從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親沒有工資，媽媽、我、還有弟弟，使勁、全力以赴打工，因為不能‘定居’，沒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強強地活，哪有餘地還父親的債務？”
母親是犧牲品，“同時打很多工，傷了身體。”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見到母親的疲憊，更害怕聽到她說：“兒子，對不起……”
為了躲避債務，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換了很多次學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關人士”趕走的。“那一刻，我們是無路可走的……”
那段時間，他經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們還款的人展開“溝通”，打電話、直接溝通、暴力……“那些為難人家的電話，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現在我身上還有幾個傷疤，有的是永遠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時候加藤開始做日英翻譯了。“工資比送報紙高很多嘛。當時我身材苗條，外表也還可以，所以也當了模特，是體育服裝方面的。一切都是為了支撐家庭，而不是自己的愛好。”
“有一次，我們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約30元人民幣)，那時候，我帶著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嘗擺著的食品，日本幾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試食角’。我不能讓他們倆餓死……”18歲前，加藤一直認為自己是社會的“包袱”，他說自己其實是一個悲觀的人：“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長跑是加藤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後悔。“從13歲開始搞長跑，14歲的冬天，我800米的實力是全國第一的，教練很期待，結果，受傷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後以體育特長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參加了全國大賽，但始終沒能獲得滿意的成績。“17歲的冬天，身體不行了，病倒了。學習、跑步、家裡的事沒有辦法兼顧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國家青年運動隊。
“學習在我看來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比送報紙、料理家裡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談判、日英翻譯等相比容易多了。”他開始準備高考，兩個月後，成績從全班倒數到全班第一了。他認為自己的體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著大雪。他在送報紙的時候摔了一跤，最後他考上了東京大學法學系。
一生的轉機
2003年，在東京大學認識了北大的一位老師，19歲的加藤嘉一從法學部退學，從島國日本飛抵中國——一個“巨大”的國家。他的人生從此發生巨大改變。
當時他是“三無”人員：一句中文都不會，一個中國朋友都沒有，一分人民幣都沒有。其時正值“非典”，他不顧日本大使館返日的勸告，進了北大就被隔離。第一天晚上住勺園，燈壞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飯特別不好吃，他心情特別糟糕。“那是很憂傷的第一周。”
這樣過了5年。現在，24歲的加藤嘉一雖然只是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經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連續劇《滴淚痣》中任副導演，他負責搞定劇本，協助導戲，剪輯片子，同時還要負責劇組與所到之處的政府溝通，“都是些亂七八糟的事”；另外，他還在這部劇飾演了一個黑社會角色，掌摑女主角黃聖依——聽起來著實引人入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