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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爭到五四運動》系統地敘述了從～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總結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和本國賣～的英勇鬥爭，著力地頌揚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 《從～戰爭到五四運動》的基本結構就是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這三次中國近代史上革命高潮為中心來展開歷史畫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這條線索作為這個時期的歷史的進步潮流，而堅持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為主體來論述中國近代史。作者認為，在太平天國、義和團和辛亥革命時期，全國各地都有大規模的農民反抗鬥爭，正是這些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的反抗鬥爭，才把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給予內外敵人以沉重的打擊。作者認為，就連戊戌變法這場由社會上層演出的歷史劇當中，“歷史的真正主角其實既不是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緒皇帝，而是成億的被剝削、被壓迫的，為求生存而鬥爭的貧苦勞動人民，其中主要是農民大眾。” 《從～戰爭到五四運動》始終環繞著愛國主義的思想來分析具體的歷史事件。 作者評論太平天國的宗教色彩時指出，拜上帝會的創立“並不是～教俘虜了洪秀全，影響了中國的革命農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國農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壓下的中國農民革命取得了一個新穎的形式。”儘管宗教迷信是他們的一個很大的弱點，但這在當時對激發民眾和組織民眾是起了作用的。本書列舉史實說明，太平天國的英雄們並未因為外國侵略者與自己共同信仰一個上帝，就放棄了愛國主義的立場或麻痹了鬥志，他們與清朝政府的對外卑躬屈膝形成鮮明對照。他們堅決拒絕承認不平等條約，堅持嚴禁～，最後，“現實的鬥爭迫使革命的農民不能不撥開宗教的迷霧而同聯合起來的一切內外敵人進行艱苦的鬥爭”，表現了農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對義和團運動，作者並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義落後性和排外主義的毒素而大張撻伐，而是緊密結合當時的內外形勢，滿懷激情地描述了義和團抗擊侵略者的壯烈鬥爭，充分肯定了義和團運動阻止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作用，是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先驅。義和團運動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廣大農民不但是同封建勢力鬥爭的強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國主義鬥爭的強大力量。 本書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救國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評價。作者認為，戊戌維新基本上是一場愛國主義的運動，儘管維新派敵視農民革命，只主張改良，但當時面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維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幟。他們對國勢危急的大聲疾呼，對改革主張的有力的宣傳，“喚起了民眾的愛國熱情，因而使他們所發動的政治改良運動成為一個民眾性的愛國主義運動。”本書還給予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應有的歷史地位，高度讚揚了孫中山及其同志們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和他們提出的比較完備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又專門敘述了資產階級的愛國運動，並指出在當時條件下，“體現了中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權利的共同願望以及中國社會在其發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正是打擊了站在它背後的帝國主義。雖然辛亥革命失敗了，但“預示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將要進入新的階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繼續展開”。 作者在滿腔熱情地歌頌中國人民愛國鬥爭的同時，又鞭笞了陷中華民族於水火中的醜類。當我們讀到～戰爭的慘痛結局、太平天國的壯烈失敗、八國聯軍的滔天罪行和外國人“代表中國”出使外國的滑稽劇等史實時，激起了對侵略者和賣～的強烈的義憤。作者著墨不多，筆鋒上凝聚著的鮮明的愛憎，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壯地失敗了，中國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中掙扎。歷史向我們提出了這樣嚴肅的問題：中國的出路何在？怎樣才能救中國？《從～戰爭到五四運動》用大量的史實雄辯地說明：農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種代替舊秩序的新制度；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從～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所作出的結論是：只有無產階級領導，革命才能勝利；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救中國！這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當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擁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