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遊牧民族的“全民皆兵”，農耕民族的特點卻類似“散兵游勇”。農耕民族“男耕女織，自給自足”，他們與外界的交換活動是很少的，在沒有天災，戰亂，苛政的情況下，他們的生活就算不富裕，也至少是平和有序的。因為長期局限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內，他們幾乎沒有“國家”的概念。也因此，林語堂說,“中華民族是一個由個人主義者所組成的民族，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家庭而不關心社會。”那些遠離政治中心的人們更是覺得“天高皇帝遠”。古代中國人的這一特點跟我們的鄰近國家日本相比，根本是截然相反。我看過一本介紹日本的書，名字是《菊與刀》，據這本書介紹，日本天皇在國民的心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對天皇盡忠，報效皇恩在他們看來是最為光榮的事情，也是理所應當的義務。中國儒家也講“忠”，也注重君臣之道，但是老百姓對君主的順從是壓迫式的，日本國民對天皇的愛戴是發自內心的，是源於他們的義務觀。對國家，對君主的認同感的不同，造成了古代中國農耕民族的“散”，也是日本雖為彈丸之國也敢侵略中國的一個原因：日本人好戰，而且熱衷於為天皇而戰。既然農耕民族的特點是“散”，那么這樣的民族如何來作戰，怎樣抵禦外侮？這時就需要有作戰的“謀劃”了，需要一批具有軍事才能的優秀將領，《孫子兵法》所講的實戰的策略對於指揮農耕民族的作戰就具有重要的意義了。
三．部分國人對《孫子兵法》的誤讀
1.將《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相提並論
大家應該都熟知宋襄公治軍所鬧下的笑話。泓水之戰中，宋襄公打著“仁義之師”的旗號，處處禮讓楚國軍隊，等楚軍擺好陣勢後，宋軍才去攻打楚軍，最後宋軍潰敗。孫子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社會變革日趨劇烈、戰爭規模日益擴大的時代。戰爭指導者在複雜的戰爭環境中，逐步認識到“詭詐”，或者說是“戰略”，是作戰中不可少的一個因素。於是，孫子突破了春秋前期以前崇尚和遵循“周禮”，講究堂堂之陣、正正之師的作戰觀念，提出了“兵者詭道”、“兵以詐立”的戰爭指導思想。
提及《孫子兵法》，很多人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是，“兵者，詭道也。”再加上孫子在“用間篇”里談論了因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這五間之事的厲害，所以很多人對這本兵書的印象便是：教人如何出“奇”招，凡言兵即可用詭。但是，一支正規的軍隊打戰不可能僅僅靠著一些“奇招”“險招”。“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而“正”是戰爭中所遵循的最實用，最基本的戰略，過分強調“奇”，可能會使軍隊疏於日常正規的攻守，不夠重視估量整體的軍事實力，而存在對戰爭的僥倖心理。像“空城計”等計謀不是什麼時候都能起作用而不被敵方識破的。但是偏偏有些人把《三十六計》中的“瞞天過海”，“借刀殺人”，“聲東擊西”，“暗度陳倉”，“上屋抽梯”等計謀也一併歸入《孫子兵法》名下，使得一部兵書搖身一變為一本“小人”書，專門教人如何使詐。用一個“詭”字來定義《孫子兵法》顯然是有偏頗的。
戚繼光也反對這種錯誤觀點，他說：“此‘詭’字，非詭詐於心之謂……所謂詭其形以示敵，非在我治兵為將，存心制行，發號施令，俱要詭也。今人行檢奇怪，即依附曰：‘兵者，詭道’，將事該如此。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