牐牼神遲到的邂逅，使我產生了進一步的假想：能與余華面對面交流，豈不受益更多？要說這世界上的有些事兒就是離奇。我知道上海市作協搞了“城市文學講壇”系列，打電話問余華何時來，作協的人說尚未具體安排，敲定了再通知我。終於，余華被安排在4月20日主講，是周五。上午，我把辦公室事情安排好，準備早一點去作協，因為我在莘莊，也就是郁達夫在《回鄉記》里所寫的火車停站，離市作協很遠，捷運也要十幾站路。誰知上海科技出版社與我們合作出書，要忙著簽契約，彩圖樣例出來了，文字稿還沒定。直到12點，我才提了相機，匆匆忙忙跑回宿舍帶了筆記本、《在細雨中吶喊》和我準備送余華的詩集，戴上耳麥，高高興興疾步趕往5號輕軌轉2號線。天太熱，前幾天還十幾度，氣溫陡然升至27℃。我心中默默祈禱，但願今天不要遲到，千萬別像上回畢飛宇來，我因事耽擱，留下遺憾；同時我又滿懷信心，因為我頭晚作了一個夢，夢見一大片蘆葦，奇怪的是蘆葦瘋長在旱坡上，而且蘆葦發出一簇簇紅的光焰，十分耀眼。我堅信這是一個好夢。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說“人是一株會思想的蘆葦”，一位評論家還以此為題寫過我評論呢。
牐犖業繳攣髂下氛鞠攏捷運里熱得我滿頭大汗，出地面也輕鬆不到哪裡。一看時間，才下午1點，還有個把小時，走走吧，也許比坐公車感覺好些；就沿陝西南路往北，一直到看見《收穫》、《萌芽》等一大堆牌子的巨鹿路675號大門口。我摘下耳麥，正要問一位身型魁壯的老先生，突然，余華由另兩位市作協的先生陪著從我左側進門來。我在書中、網上、電視裡見“他”多了。我趕緊跟上去打招呼：“余老師好！”余華回首看我，一邊點頭應答，大概同時也在搜尋記憶。他們向靠近巨鹿路外牆一側的二樓去了，我隨即跟上。大概作協的人以為我跟余華熟吧，也就沒過問。他們給余華用白瓷杯泡了茶，請他給已擺上長桌的《兄弟》上、下部簽名。余華揭開杯蓋，還沒來得及喝，爽性應允。他接過大頭筆，一本一本簽起來。剛開始，他還問作協的人，聽說易中天星期一來上海售書籤掉10支筆？作協有人回答是，余華笑了。這是我自見他起第一次發現他笑。他的表情不是很豐富，甚至於有點主刀醫生的那種嚴肅。但他說話隨便，平易近人，一出聲就像鄰居大哥，值得信賴。我知道這種人最厚道、本色。在他埋首於一大摞書籤名時，我從他前方、左側拍了照。我欣賞這種氛圍，清淨而不寂寥，脫離市囂，灑脫揮毫，時間在書的扉頁上沙沙遊走。簽畢，他在手機上寫什麼，我沒看清牌子，像sony ericsson一類的，手寫文本輸入。我說：“余老師，在你眾多的作品中，我偏愛《在細雨中吶喊》。”遞上書，他從工作人員手中又拿回筆給我簽。我說：“我給你帶了本我的書。”他說：“謝謝！”我又問：“可以和你合影嗎?”“當然！”這時，剛好有電話，他說，“你等一下，我接個電話。”他左手拿著我的書，右手持手機，走出辦公室外。我趁機把相機交給旁邊一個較年輕的男士，讓他幫忙拍一下。我教男士怎么調焦時，余華回來了。他把我的書放在簽過名的《兄弟》面前，我們站定，他極富耐心地等待四個鏡頭拍完。而這個時候，聽眾也就是作家和記者們都在作協禮堂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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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犛嗷說：“平時就讀讀小說寫寫小說。我的感受是一個好的作者首先是個好的讀者。一個寫作者的閱讀是非常重要的。”他23歲開始寫作，當時讀了雜誌上的小說覺得並不怎樣。是傑克•倫敦給他學生的一封信中說寧肯讀但丁的一行詩而不浪費時間去讀一千本雜誌觸發了他閱讀精品。小時候讀書，他以為全世界只有一個詩人和一個小說家，因為課本里的詩全是毛主席的，小說全是魯迅的，因此對魯迅的作品產生了厭惡。上世紀80年代，一個導演朋友問他能否改編魯迅的小說，他就買了《魯迅小說全集》來讀。重溫使他深為震撼，“魯迅有著鋒利的思維，他能以火箭般的速度抵達表達的彼岸”。他以孔乙己最後一次的出現為例，分析了魯迅不作過多渲染，只寫人的狀態，說如此細微才稱得上是有責任的小說家。他又以趙太爺為例，說明魯迅如何寫一個人與時代的關係。以前中國社會是通過人與人、家庭與家庭來聯繫的，人在社會中沒有地位。趙太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否則他就不會通過辮子的盤起、放下來保護自己了。“所以魯迅非常容易被研究。”他說，“這對我來說是有很大衝擊的。”但是讀文學期刊呢？在文學期刊日漸式微的當今，余華並不憂慮，“生活始終帶著我們向前，閱讀趣味的改變是正常不過的。”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文學的不景氣就是因為文學期刊太多，“在某期刊上發表作品象徵著寫作者的成功，這種觀念給年輕作者製造了虛假的幻象。西方作家在走上文學道路開始就沒有任何保護傘，此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很鬆散，不像中國由各文學期刊‘搭建’了文壇。”他指出，“讀經典作品很重要，文學期刊上的作品很少在歷史上留存。”
※本文作者：11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