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應邵《風俗通》載文：箏，“謹按《禮樂記》，五弦，築身也。今並、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從應邵的《風俗通》所載可知，漢以前的箏其制度應為“五弦，築身”，但是當時“並(山)涼(甘肅)二州箏形如瑟”，應邵不知何人所作的改革，還記下了“蒙恬所造”的傳聞，這又是說明，漢代在西北地區已經流傳瑟形的箏了。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樂四》中說：“箏，秦聲也。傅玄《箏賦序》曰：“以為蒙恬所造”。今觀
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弦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 豈蒙恬亡國之臣關思哉。並有附註說：“今清樂箏並十有二弦，他樂肯十有三弦。軋箏，以竹片潤其端而軋之。彈箏用骨爪，長寸余，以代指。”
以上兩條資料頗值得我們注意，應邵乃東漢末年(二世紀末，三世紀初)人，他所記的“五弦、築身”，乃是按照《禮樂記》的記載，並非親眼目睹，而他所見的“並、涼二州，箏形如瑟”，卻未提及其他地區箏形是否有異。唐代末年的杜佑，乃是九世紀人，他在《通典》中比較詳細地說明了當時箏完全如瑟的形制，這形制也符合正統禮器的標準。當然，杜佑同時也提出了對“蒙恬造箏”這一傳說的疑問。
箏究竟是否為蒙恬所造?這些年有人認為蒙恬乃文武全才，他造箏也完全具有可能性。但是根據年代來看，蒙恬造箏並不具備這種可能性。蒙恬祖父蒙驁，死與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此時蒙恬不過是20多歲的青年，即使青年的蒙恬有制箏的才華，製成後卻要它在短短數年內就流行秦國，並成為當時秦的宮廷樂器，看來不具有這種可能。更有人說，箏乃蒙恬築長城時所造。這一說法就更不具備可能性。因為蒙恬修長城，乃是秦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滅齊國以後之事，這比李斯呈《諫逐客書》至少要晚十六年! 亦有說蒙恬所造為“筆”，古繁體“筆”與“箏”近似，因為記載失誤，於是以訛傳訛有此說。
應邵《風俗通》說，箏乃“五弦、築身”。但“築”是什麼樣式，歷代文獻都語焉不詳。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一具漢築明器。這具築之所以說他是明器，是因為該器雖然髹以黑漆，卻是用獨木雕成。實心，不利於共鳴，若用來演奏，無法獲得足夠的音量。此外，該器通長約34厘米，用來演奏顯然太短小，而《同典》載，唐代的築長四尺三寸，漢築演變至唐代雖然有異，但相差也不至於如此懸殊。這些理由都足以證明它是明器，該器猶如有柄的小瑟，築面首位各釘以橫排竹釘，一排五個，這就與《風俗通》的記載相符。這具明器築的樣式與瑟相同，似乎又說明瑟、築、箏的樣式是極其相似的。
假如真的瑟、築、箏的樣式雷同，那么我們只能認定箏與瑟的差別除了音色有別而外，外在的差別主要在於弦數，即：瑟有二十五與五十弦之分，而唐代的箏僅為十二弦與十三弦，當時的築也發展成為十二弦與十三弦，那么築與箏之間的區別又在何處呢?《通雅》在箏下註明“踏步箏用骨爪，是、長寸余，以代指”;而在注築時引《釋名》的說法：“築，以竹鼓之也”。如此看來，其實、差別主要在於箏是彈撥樂器而已。當然，《通雅》還在築下註明：“似箏，細項”，這“細項”便成了築與箏形態上的主要差別。原來初試的築，是要以左手握住頸部而用右手擊奏的，故而“細項”，唐代已長四尺余，顯然無法握持，這細項看來乃是保存了舊有體制而已。《通雅》在箏這一條目下還註上了“軋箏以竹片潤其端而軋之，彈箏用骨爪。長寸余，以代指”的說明。這一注釋在於說明CHOU(手部 謅去言)與軋箏本是同一器物，其名稱的差異僅僅是一為彈奏、一為拉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