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電影而創作
《義勇軍進行曲》原是聶耳於1935年，為“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影片《風雲兒女》所作的主題歌。這部影片描寫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詩人辛白華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為拯救祖國，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英勇殺敵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兩次出現，給觀眾極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抗戰歌曲。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把它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後又正式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很多人對這首歌想追根尋源，報刊上也多次刊登過介紹文章，但說法不一。其中流傳最廣的一種，是說這首歌的歌詞，是田漢同志於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後，在國民黨監獄裡，用一張包香菸的紙寫的。不久，他托人帶出了監獄，轉給了孫師毅和夏衍同志，另一說法是田漢被捕前寫的，在他的“鳳凰的再生”文學劇本之後，他為了證實這幾種說法哪一種更確切，更真實，有人問過田漢同志，田漢同志說他也記不清了，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同志為此專門給《北京晚報》編輯部寫了一封信，這件事才算有了 可靠的依據，夏衍同志在信里這樣說：“這支曲子是聶耳於1935年在日本譜寫後寄回上海的”。
1934年，“電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請田漢同志寫一個電影劇本，到這一年冬天，“電通”公司向田漢同志徵稿。田漢同志就先交了個簡單的，名叫《鳳凰的再生》的文學劇本，給“電通”公司的孫師毅同志。1935年2月，田漢同志就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了。
“電通”公司為了儘快開拍，決定請孫師毅把田漢同志的文學劇本改寫成電影文學劇本，孫師毅徵得田漢同志同意，影片改名為《風雲兒女》。在處理主題歌歌 詞時，他僅僅修改了幾個字，這就是原詞第六句：“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改成了“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當時，聶耳同志正準備去日本，得知影片《風雲兒女》有首主題歌要寫，主動向孫師毅、許辛之要求，把譜曲的任務交給他，並表示到日本以後，歌稿儘快寄回，決不會耽誤影片的攝製。果然，沒過多久他就從日本寄回《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譜。所以，其它關於這首歌創作情況的種種謬傳，都是沒有根據的。
《義勇軍進行曲》曲譜寄回上海之後，由賀綠汀請當時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擔任樂隊指揮的蘇聯作曲家阿龍·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風雲兒女》中使用。
將其確定為國歌
成為國歌的歷程 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被稱為中華民族解放的號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誕生以來，在人民中廣為流傳，對激勵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馬來西亞華僑抗日游擊隊將一句歌詞改為“馬來西亞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遂成《馬來西亞義勇軍進行曲》;反法西斯同盟國各廣播電台，尤其是民間廣播電台，都將《義勇軍進行曲》視為中國國歌，甚至不知道孫中山作詞的中國國民黨黨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已被國民政府定為中華民國國歌。
1949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召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應邀出席，得知大會規定：開幕式那天各國代表團進入會場時，都要奏、唱本國國歌，代表團有些為難，因為當時新中國還沒有成立，沒有代表新中國的國歌，於是，大家在一起研究，決定唱《義勇軍進行曲》來代替。但是，對歌曲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有爭議。有人說“現在北平(現名為北京)已經解放，新中國即將成立，怎么能這樣唱呢?”最後，郭沫若決定把這句詞改成“中國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代表團回國之後，匯報了這一情況，引起有關方面對制定國歌問題的重視。
1949年6月，第一屆全國政協籌備會正籌備新中國成立的一些事項，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國國歌已迫在眉睫，他們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由馬敘倫任組長，葉劍英、沈雁冰任副組長的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並設立“國歌初選委員會”，委員會由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鴻等人組成，另聘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姚錦新四名音樂家擔任顧問，7月15日~26日，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在《人民日報》等國內外報紙上，連續刊登了“國旗、國徽、國歌徵集啟事”反響十分強烈，截至8月20日，僅國歌一項應徵稿就收到632件，歌詞歌譜6926首，但都不夠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