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班、南開學校、南開大學、教育部第四屆國語講習所講授《國語文學史》。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學社以南開油印本講義作底本出版《國語文學史》。胡適說“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需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後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胡適1918年寫《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將文學革命的目標歸結到“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個大字，又加以解釋曰：“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劇本。…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國語,就是將來的標準國語。這就是說:我們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話創造文學。白話文學的真美被社會公認之時,標準化的國語自然成立了。”《教育部令第八號》通令國小讀本“宜取普通語體文，避用土語，並注重語法之程式。”北京大學國文系以胡適、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詩歌為教材，極大的推動了新文學運動。到了"五四"運動以後,文學革命和國語運動的髙潮掀起,北京教育部也竭力提倡國語,白話語體徹底占領了國小教育的陣地。
1924年北京臨時政府成立，章士釗任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反對國語運動和新文學，與以南京東南大學為中心的學衡派形成夾擊國語運動與新文學運動的聲勢。錢玄同的學生魏建功在《國語周刊》上發表《打倒國語運動的攔路虎》一文。
1928年錢玄同提出“請組織《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案”。7月12日，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成立“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王璞、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汪怡、白鎮瀛等六人為起草委員，逐字審改《國音字典》，正式採用北平地方音編成《國音常用字彙》取代《國音字典》。後來1913年“讀音統一會”擬定的國音就被修改為京音了。1932年根據新國音編纂的《國音常用字彙》由民國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彙》的序言中又對國音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含義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即所謂以現代的確北平音標準音者，系指‘現代的北平音系’而言，“並非必字字尊其土音”。1935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改組為國語推行委員會，開始進行國語的全面普及和推廣教育工作。1932年之後的國語廣播，都採取了以《國音常用字彙》為標準的形式。1937年，中國第一部現代漢語辭典《國語辭典》由黎錦熙、錢玄同主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出版。
建國後
“國語”這個詞早在清末就出現了。1902年，學者吳汝綸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來統一語言。在談話中就曾提到“國語”這一名稱。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學日本時，曾與留日學生組織了一個“演說聯繫會”，擬定了一份簡章，在這份簡章中就出現了“國語”的名稱。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國語”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國語”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國語”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後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國語”的說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一文中提出，“文學革命的任務，決不止於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國語的文腔。”“現代國語的新中國文，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節的，有結尾的……”並與茅盾就國語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並鞏固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