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聯者，對仗之文學也。這種語言文字的平行對稱，與哲學中所謂“太極生兩儀”，即把世界萬事萬物分為相互對稱的陰陽兩半，在思維本質上極為相通。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楹聯的哲學淵源及深層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陰陽二元觀念。
陰陽二元論，是古代中國人世界觀的基礎。以陰陽二元觀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國人思維方法。這種陰陽二元的思想觀念淵源甚遠，《易經》中的卦象符號，即由陰陽兩爻組成，《易傳》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也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42章。）荀子則認為：“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合而變化起。”（《荀子·禮論》）《黃老帛書》則稱：“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陰有陽。”這種陰陽觀念，不僅是一種抽象概念，而且廣泛地浸潤到古代中國人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萬事萬物的認識和解釋中。《周易·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儀有所措。”《易傳》中，分別以各種具體事物象徵陰陽二爻。陰代表坤、地、女、婦、子、臣、腹、下、北、風、水、澤、花、黑白、柔順等；與此相對應，陽則代表乾、天、男、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黃、剛健等。這種無所不在的陰陽觀念，深入到了漢民族的潛意識之中，從而成為一種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而陰陽觀念表現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徵之一，就是對以“兩”、“對”的形式特徵出現的事物的執著和迷戀。“物生在兩……，體有左右，各有妃藕。”（《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天下的道路，只是一個包兩個。”（《朱子語類》卷九十三）“成熟、新生，二者於義為對。對待之文，自太極出兩儀後，無事無物不然；日用、寒暑、晝夜，以及人事之萬有——生死、貴賤、貧富、尊卑、上下、長短、遠近、新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種種兩端，不可枚舉。” （葉燮：《原詩》外篇）這種根源於陰陽二元論世界觀偏愛成雙結對的民族心理，是對偶句式得以產生並流行的深層原因之一。前人的許多論述，也注意到了這種聯繫。《文心雕龍·麗辭》：
造物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體植必兩，辭動有配。……
《文鏡秘府論·論對屬》：
凡為文章，皆須對屬；誠以事不孤立，必有配匹而成。
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一）
文之駢，即數之偶也。……山峙而雙峰，水分而交流，禽飛而並翼，星綴而連珠，此豈人為之哉！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併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為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
曾國藩《送周荇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為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為四象，重之為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為三，淆而為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傳息，故還歸於一。天地 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兩而至於一之說也。
上述古代名家，論述的主要是文章特別是駢文中的對偶句，即駢偶的哲學淵源，而駢偶是楹聯形成中的重要階段之一。因此，上述論述完全可以看作是關於楹聯產生的哲學探源。
二、語言尋根：“獨此一家，別無分店”
有人說，漢語言及其文字堪稱是一種“語言魔陣”和“文字魔方”，在世界語言之林獨一無二。用漢語言文字創作出來的楹聯、詩詞，皆是世界文藝園地的奇葩，既無法為其他拼音文字所仿製，也不能在其他語言體系中獲得對等的翻譯。被譽為“中華國粹”的楹聯，情形更是如此。叫做“獨此一家，別無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