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書於春秋時期的《詩經》，其對偶句式已十分豐富。劉麟生在《中國駢文史》中說：“古今作對之法，《詩經》中殆無不畢具”。他例舉了正名對、同類對、連珠對、雙聲對、疊韻對、雙韻對等各種對格的例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鄭風·子衿》）、“山有扶蘇，隰有荷花。”（《鄭風·山有扶蘇》）《道德經》其中對偶句亦多。劉麟生曾說：“《道德經》中裁對之法已經變化多端，有連環對者，有參差對者，有分字作對者。有復其字作對者。有反正作對者。”（《中國駢文史》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八十一章)、“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二章）
再看諸子散文中的對偶句。如：“滿招損，謙受益。”（《尚書·武成》）、“乘肥馬，衣輕裘。”《論語·雍也》）、“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論語·述而》）等等。
辭賦興起於漢代，是一種講究文采和韻律的新興文學樣式。對偶這種具有整齊美、對比美、音樂美的修辭手法，開始普遍而自覺地運用於賦的創作中。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中有：“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
五言詩產生於漢代，至魏晉達到頂峰。其中對偶句亦較多運用。漢樂府中對偶句更趨工整，儼如後代律詩中的聯句。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長歌行》）、“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木蘭辭》）
在上述各種文體中，對偶句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它僅作為一種修辭手法來運用，並非文體的格律要求；二是字數多從三字到七字之間；三是對仗很寬鬆，字數、詞性、句式大體能相對，但缺乏平仄的對仗。這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言：“意義的排偶較早起，聲音的對仗是從它推演出來的。”（《朱光潛美學文集》第十二章）
第二階段是駢偶階段。駢體文起源於東漢的辭賦，興於魏晉，盛於南北朝。駢體文從其名稱即可知，它是崇尚對偶，多由對偶句組成的文體。這種對偶句連續運用，又稱排偶或駢偶。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評價駢體文是“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現舉初唐王勃的《滕王閣序》一段為例：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台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全都是用對偶句組織，其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更是千古對偶名句。這種對偶句（即駢偶）是古代詩文辭賦中對偶句的進一步發展，它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對偶不再是純作為修辭手法，已經變成文體的主要格律要求。駢體文有三個特徵，即四六句式、駢偶、用典，此其一。二是對偶字數有一定規律。主要是“四六”句式及其變化形式。主要有：四字對偶，六字對偶，八字對偶，十字對偶，十二字對偶。三是對仗已相當工巧，但其中多有重字（“之、而”等字），聲律對仗未完全成熟。
第三階段是律偶階段。律偶，格律詩中的對偶句。這種詩體又稱近體詩，正式形成於唐代，但其溯源，則始於魏晉。曹魏時，李登作《聲類》十卷，呂靜作《韻集》五卷，分出清、濁音和宮、商、角、徵、羽諸聲。另外，孫炎作《爾雅音義》，用反切注音，他是反切的創始人。但魏晉之際，只以宮、商之類分韻，還沒有四聲之名。南北朝時，由於受佛經“轉讀”的啟發和影響，創立了四聲之說，撰作聲譜，借轉讀佛經聲調，套用於中國詩文，遂成平、上、去、入四聲。其間，周顒作《四聲切韻》，沈約作《四聲譜》，創“四聲”“八病”之說，並根據詩歌要求有節奏感和音樂美的特點，經過創作實踐的摸索，總結出詩歌必須“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的原則。於是，詩文的韻律日益嚴格。對偶句的格律由駢偶發展成為律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