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基
劉基(1311—1375年)，字伯溫，處州青田(今屬浙江)人，明朝開國功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
出身官僚世家。受家庭薰陶，從小聰穎過人，十四歲進處州(今浙江麗水)郡學，習《春秋》，“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十七歲，拜名儒鄭復初為師，攻讀宋儒周敦頤、二程開創的“濂溪學”、“洛學”。他看書涉獵很廣，經史子集、天文兵法無所不窺，而“尤精象緯之學”。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年僅二十三歲的劉基就考中了進士，初露鋒芒，時人對他都很器重。老師鄭復初曾對他父親說：“此子必高公之門矣！”秘書監揭曼碩對人說：“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有進賢老人鄧祥甫者，一見詫異曰：‘吾嘗語人王佐之學，率不省，子善自愛。’盡出秘書相示。”
元至元二年(1336)，劉基被任命為江西高安縣丞，為官清廉正直，以打擊權貴而名重一時。但是，在極端腐敗的元末社會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難得到重用的。特別是統治集團為了鞏固軍事統治，實行民族壓迫政策，把社會劃分為四個階層：蒙古人最高貴，色目人第二，漢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謂“南人”指的是最後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統治下的以漢人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劉基自然屬於“南人”之列。這樣，才氣橫溢的劉基卻始終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場上處處受到排擠和打擊。二十九歲時，劉基複審一起人命冤獄，盡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檢察官，調為職官掾史。第二年，又因與幕府官僚發生意見分歧而被迫辭職，不久補升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又幾次三番上書彈劾御史失職數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撓，劉基激憤之下再次辭職。先隱居江蘇丹徒，後又寓住浙江臨安，每天縱酒西湖，以抒發心中憂憤。
這時，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湧，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國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腐敗無能的元朝統治者，為了將農民起義鎮壓下去，被迫起用劉基為江浙行省元帥府都事。劉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為元朝效力，他建議築慶元等城，以壓逼起義軍；並且極力反對招撫，倡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後！”方國珍大懼，厚賂劉基，卻之。方國珍收買劉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賄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詔招撫。元廷因此給劉基扣上了“失天子憫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職務，將他看押在紹興府。劉基氣憤之極，好幾次想自殺，幸虧門人密理沙等拚命攔阻，才得以不死。從此他放浪不羈，一天到晚在紹興遊山玩水，作詩賦詞，他以屈原、賈誼自比：“上壅蔽而不昭矣，下貪婪而不貞”，“進欲陳而無階兮，退欲往而無路”。藉以表達對元朝統治集團的不滿。
方國珍卻趁這個機會發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農民軍也都紛紛起義回響，江浙行省在無奈之中，恢復劉基的官職，先命他“招安山寇吳成七等”。劉基自募“義兵”，採取剿撫兼施的辦法，對拒命不服的起義者進行血腥的鎮壓。後又與行省樞密院判石抹宜孫互為犄角，相互聲援，共同出擊方國珍，因鎮壓有功，先後被江浙行省提拔為樞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報朝廷時，朝中當權者排擠漢人，藉口劉基原只擔任過儒學副提舉，按資只能遷總管府判，實際上反而降了級，且又失去了兵權。三起三落，到處碰壁，劉基對元朝已心灰意冷，絕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於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實在是因為無路可走了。就逃歸青田，時值元順帝至正十七年(1357)。
懷才不遇、落泊而歸的劉基，到了這時才開始冷靜下來，考慮自己今後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據力量方國珍，向來被他視為海盜。姑蘇(今江蘇蘇州)的張士誠，亦為劉基所不齒，他曾說：“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自然更不會投奔他們，為他們所用。投靠應天的朱元璋吧！確實，在劉基看來，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業的只朱元璋一人。還在十年前第一次罷職時他就隱隱約約地萌發過這個念頭，那次，劉基“與魯道源、宇文公諒日縱酒西湖，見有異雲起，時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為天子氣，應十年，我其輔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劉基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謂所親曰：‘此豈人力所能哉！’”但是，朱元璋畢竟是與“聖朝”為敵的“賊”啊！自己在先前的一些詩歌里，不是也直斥他為“盜賊”嗎？如《次韻和孟伯真感興》寫道：“五載江淮百戰場，乾坤舉目總堪傷。已聞盜賊多如蟻，無奈官軍暴似狼。”又如《聞高郵納款漫成口號》：“聞道高郵已撤圍，卻愁淮甸未全歸。聖朝雅重懷柔策，諸將當知虜掠非。”這裡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這樣，飽讀經史和飽嘗仕途坎坷的劉基，矛盾重重，心亂如麻，索性採取靜觀時變的辦法。當時有“客說基曰：‘以足下才氣無雙，從好亂之眾，踣方氏而有明、越，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笑曰：‘是又一國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劉基一方面集鄉練自保，防備方國珍的進犯；另一方面，發憤寫作，著《郁離子》十卷十八篇以見志。
在劉基隱居青田撰寫《郁離子》之際，農民起義的烈火越燃越熾。處於鼎盛狀態的北方紅巾軍揮師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劉福通則率部攻占汴梁；徐壽輝、陳友諒的南方紅巾軍在長江中游繼續發展；活躍於江淮之間的另一支紅巾軍，主帥郭子興死後盡歸朱元璋統轄，朱已建立以應天為中心的根據地；割據長江三角洲的張士誠、割據浙江沿海的方國珍，對元朝則時反時降。總之，反元起義的烈火燃遍了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元朝的統治陷入分崩離析的境地。
面對這種階級衝突、民族衝突白熱化的局勢，作為一個胸藏韜略的儒士和一個由“衛元”向“反元”思想轉變的英雄，劉基需要的是系統地整理自己的思想，總結元末弊政的經驗教訓，以為未來新皇朝的建設作準備。而《郁離子》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創作出來的，即所謂：“學既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於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為文明治世者，獨得筆之方冊，垂示千百載之下。”劉基的弟子徐一夔解釋《郁離子》書名的意蘊時說：“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鬱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郁離子》繼承了先秦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闡發哲理的傳統，用生動而洗鍊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錯綜、尖銳的社會矛盾，並展示出作者為解決這些社會矛盾所作的種種設計。此後，劉基在輔佐朱元璋創建明朝的過程中提出的種種獻策，均與《郁離子》所述思想一脈相通。正如徐一夔所說：“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
《郁離子》首篇《千里馬》，敘述千里馬駃騠，只因北方所產，便“置之外牧”，不被重視，《八駿》篇首先讚揚穆天子和造父以馬之良劣區別對待，這樣，“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但是後來主持者不會識別馬之良劣，而只是一味地以產地來區別對待，以至最後盜賊蜂起時，“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顯然，寓言旨在揭露元朝統治集團推行的以“種族取人”的民族歧視政策，不能真正任用人才。接著，作者用相當篇幅抨擊元朝統治集團的暴戾恣睢與吏治的昏亂。《燕王好烏》、《鵋好音》篇，把那些“蔽王耳目”，迎合王意，貶黜逆己者，“得寵而矜”的人比作群烏、鵋。在《好禽諫》篇中，借衛懿公好鶴，為狄人所滅的故事，暗指元朝滅亡只是旦夕之事。《宋王偃》篇，曲折地反映了元朝統治者的好大喜功，任意征伐。《雲夢田》、《羋叔課最》、《治圃》等篇，揭露了統治者以“多括為功”、“聚斂無度”的政策。《蜀賈》篇側重描寫當時吏治的昏亂。《賄賂失人心》篇展現元代官吏“求賄”而輕於國是的腐敗狀態。在《賄亡》、《食鮐》等篇中，劉基更將好賄比作毒魚鮐，將“亡其身以及其家”。他的著名散文《賣柑者說》，有力地抨擊了那些坐高堂、騎大馬、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文武官員們，揭露他們“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醜惡本質。
此外，劉基在《郁離子》中還用大量的篇幅闡發了自己的社會政治主張。《郁離子》的最後一篇是《九難》，在這裡，劉基通過“郁離子”(作者自稱)與隨陽公子的對話，表達了自己的志向：“仆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
基於對元末社會動亂根源的認識，劉基為未來的統治者開出了“以大德戡大亂”(《井田可復》)的藥方。在《靈邱夫人》篇，巧妙地借“蜂”喻民，生動地申述了這樣一個道理：養民為政事之本，善養民者，國勢熇熇；廢怠於此者，國勢涼涼。劉基認為，養民之道“在於寬仁”，在《術使》篇中，不僅直接諷刺了“什一之徵”的田賦辦法，而且明白無誤地指出：重賦苛斂將逼迫人民“鋌而走險”，使“狙公卒餒而死”。在《糜虎》篇中，劉基更以“虎逐糜，糜奔而闞於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而死”的寓言，發出逼迫過甚將導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同歸於盡的警告。在《天地之盜》篇中，劉基還闡述了一個富於民本主義色彩的思想：統治者應把索取財富的目標指向自然界，善於做“天地之盜”。在《井田可復》篇中，他提出了“復井田”的主張，使人民能過上“不飢不寒”的生活。
當然，劉基儘管主張以寬仁待民，但認為威令亦絕不可廢。他指出，施威令實際上是施德政，因為，“其法至於殺，而生人之道存焉”，即所謂“刑期於無刑”，若一味寬縱，“是啟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郁離子·刑赦》)。這是從宋元“寬縱失天下”而引出的教訓。為此，劉基堅決反對招安造反的為首者，因為這實際上是“勸天下作亂”，而決不是“敷文德”的表現，這種威福並施的統治者，劉基稱之為“道”：“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郁離子·躁人》)因此要因勢利導，誘使國人走上統治者設計的軌道。
鑒於元朝統治者所用非人、自取敗亡的教訓，劉基對人才的使用極為重視，在《魯班》篇中，以修葺住宅為例，明確地提出去腐惡、換新材，各因其能的建議；並強調指出：“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主張唯才是舉，排斥一切宗派偏見。在《任己者術窮》篇中，他指出：“不任人而專任己，於是謀者隱，識者避，巧者拙，廉者匿，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在《琴弦》篇里，借樂師師曠之口，以大弦為君、小弦為臣作喻，批評晉平公抹殺大弦小弦的差別，以君王之尊侵奪臣職，以致“上下失其統”，表達了劉基對理想政治中君臣分工、協作關係的構想。此外，劉基還向未來的統治者進言，提出了用人之長(《使貪》)、守信於民(《姑蘇圍》)、納直言(《韓垣乾齊王》)、去諱矜(《自諱自矜》)等建議，認為這些都屬於聖君明主應當施行的德政。
劉基的這些主張，都是有為而發，頗能切中元末時弊。所以後人對它評價很高，說它“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其言確然，鑿鑿夫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夫如五穀之必療飢而不可無者也。”當然，劉基是一個有抱負的政治家，他是不會滿足於“思垂空文而自見”的境遇的。早些時候，他作《題王右軍蘭亭帖》，借王羲之以自喻：“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萬謝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世，悲乎！”這實際上表明他不甘老於山水的心志。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華)，定括蒼。翌年，置中書浙東行省。為了鞏固新生政權，他迫切需要當地武裝力量的支持，但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葉琛、章溢以及劉基等人還躲在山裡結寨自保不肯出來。朱元璋早就仰慕劉基的學識才智，派處州總制孫炎邀他出山，劉基猶豫未有所決，孫炎便寫了一封幾千字的長信，反覆說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來信相勸。他母親也勸他出山：“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哪能獲得萬全之計呢？”於是，劉基不再猶豫，於至正二十年三月，懷著勃勃雄心離開青田到達應天，時年五十歲。
與此同時，葉琛、章溢等人也相繼歸附朱元璋。對朱元璋來說，由於劉基等地方豪強的合作和支持，在浙東的元朝抵抗力量就日益減少了，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證。後來在洪武三年(1370)授劉基為弘文館學士誥中就說：“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慕義。及朕歸京師，即親來赴。當是時，括蒼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另一方面，劉基等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深諳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有他們運籌帷幄，朱元璋便如虎添翼，軍事方面取得了更多更大的勝利。
基一到應天，朱元璋馬上召見，“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劉基也立即呈上時務十八策，分析內外形勢，詳陳滅元興邦的大計方略。朱元璋大喜過望，相見恨晚，待以上賓禮，“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當時朱元璋左有陳友諒，右有張士誠。比較起來，張士誠富，陳友諒強。張士誠出身私鹽販子，遇事斤斤計較，顧慮多，疑心重，保守持重；而陳友諒是打魚出身的，慣在風浪里過日子，野心大，欲望高，易冒險進取。朱元璋在應天，陳友諒居上游，可順流而下，其視朱元璋是籠中之雞，可手到擒來。他派出使者和張士誠相約：東西夾攻，瓜分朱元璋領土。朱元璋問計於劉基，他分析了東西兩面情況說：張士誠齷齪無大志，只想保住那塊地方，首鼠竄伏，陰陽於元，是個自守虜，不足與謀。主要的威脅是陳友諒。他擁有精兵大艦，地處上流，其心無日忘我，集中力量除掉陳氏，上游無事，張士誠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劉基這番透闢入理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兩線作戰的危險。假如先攻張士誠，陳友諒一定全軍出動，到時腹背受敵，勝負就很難說了。因此朱元璋聽後大喜曰：“先生神機妙算，請知無不言。”
至正二十年(1360)，陳友諒攻占太平(治所在今安徽當塗)，襲擊龍江，其鋒銳不可當。朱元璋欲發兵抵禦，而眾將恇憂不決。有的主張投降，有的主張奔據鐘山。劉基獨張目不言，朱元璋召之入內，劉基激動地說：先把主張納款及奔鐘山者斬了再說！敵人現在志驕氣盛，但驕兵必敗。如果我們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然後派伏兵突然襲擊，勝券在握。“自古天道以後舉者勝，取威定霸，在此一舉。”朱元璋採納了劉基的主張，結果大獲全勝。以“克敵賞”授劉基，劉基辭不受。
至正二十一年，陳友諒又遣將攻下安慶，朱元璋欲親自帶兵征討，劉基極力贊助。安慶城堅，從早到晚不能攻下，劉基又建議撇開安慶，出其不意，直趨江州(今江西九江)，搗陳友諒巢穴。陳友諒從夢中驚覺，疑神兵天降，倉猝應戰，攜妻孥奔武昌。江州降，漢龍興(今江西南昌)守將胡廷瑞遣子請降，不過他要求降後仍統率自己的部屬。朱元璋一時面有難色。劉基急中生智，從後面踢了一下朱元璋坐椅。朱元璋悟，許之。結果，胡廷瑞降後，其他漢將接二連三遣使來降，江西諸郡皆下。
先是，劉基母親富氏病逝，因戰事正緊，無暇抽身。這時劉基請求回家葬母，回青田後，碰巧苗軍發動兵變，殺金華、處州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浙東大震。劉基便替守將夏毅安諭旁近諸屬縣，又與平章邵榮等一起謀復處州，亂遂定。方國珍一向敬畏劉基，這時特地遣使弔喪，劉基借回謝之際，盛讚朱元璋威德，於是方國珍從此向朱元璋納土入貢。劉基雖在家居喪，每逢軍國大事，朱元璋總是派特使到他家請教，劉基條分縷析，悉合機宜。不久召還，路過建德，逢張士誠來犯，守將李文忠奮欲擊之，劉基止之曰：“敵兵三日後必退，退而尾之，盡可擒也。”三日後，劉基登城望曰：“賊兵退了。”眾人見張營壁壘森嚴，旗幟密匝，且聞鼓聲陣陣相應，不敢進軍。劉基拚命催促，等部隊趕到其駐地，才發現只剩下一座空營，所留都是老弱殘兵。於是遣兵追擊，一直追到東陽，大獲其眾。
朱元璋原信彌勒教，屬紅巾軍的一支，接受紅巾軍領袖小明王韓林兒名義上的領導。後南下另闢基地，仍遙奉韓林兒為帝。每逢過年，中書省都要設御座行禮，劉基到應天后，獨不拜，並說：“彼一牧豎耳，奉之何為！”因密見朱元璋，告訴他，在群雄四起之際，要成大業必須擺脫別人牽制，完全自主獨立。朱元璋聽後大為感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劉基回到應天，時張士誠大將呂珍襲擊安豐(治所在今安徽壽縣南、安豐塘北)，殺劉福通，朱元璋欲親自出救，劉基極力勸阻說：“漢、吳伺隙，未可動也。”而且救得小明王出來，當發放何處？是繼續讓他當皇帝？還是關起來殺掉？要是後者，救他作甚！要是前者，豈不是自討沒趣！朱元璋則認為，安豐如失守，應天就會失去禁止，救安豐即是保應天。遂出兵，呂珍不支逃走。朱元璋先把小明王關在滁州，後又派廖永忠沈之於水。
當朱元璋出兵救安豐時，陳友諒果然乘虛進犯，陳軍號稱六十萬，圍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被圍三月，幾陷敵手。守將朱文正遣張子明來報，朱元璋乃治兵二十萬西上迎擊，並對劉基說：“我不該有安豐之行，假如友諒乘我不在，應天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雙方大戰於鄱陽湖，一日數十接。有一次，在炮火密集的激戰中，劉基心明眼快，促朱元璋速換座艦，迅即原乘舟被擊碎。陳友諒憑高見之，以為朱元璋必不可免，大喜。而朱元璋坐舟更進，漢軍皆失色。雙方在湖中相持多日，劉基又建議移軍湖口扼之，以金木相剋日決勝。陳友諒窮蹙無奈，進退失據，慌亂間中流矢而死。鄱陽湖一戰是朱、陳之間的決戰，為朱元璋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這一仗朱元璋親自督戰，劉基則“千里相從，言從計用，累贊成大功”；又“累察乾象，多效謀猷”。日後，朱元璋對劉基次子劉璟說：“他的天文，別人看不懂……鄱陽湖到處廝殺，他都有功。”
友諒既死，武昌隨即降附，其後朱元璋東取張士誠，北伐中原，遂成帝業，基本上遵照了劉基的戰略構思。
明皇朝建立後，國家草創，百廢待興，劉基竭智盡慮，嘔心瀝血，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吳元年(1367)，劉基被任命為太史令，制定《戊申大統歷》。值太白金星出現在紫微垣，群臣惴惴不安，恐有血光之災。劉基發覺後，立即密言朱元璋下詔罪己，以回天意，眾心乃定。逢大旱，劉基上請處理滯獄，朱元璋即命劉基平反，剛批示完畢就大雨如注。劉基遂趁此時機要求立法定製，以制止濫殺。朱元璋從之，不久纂成律令，是為洪武三十年所頒《大明律》之張本。一日，朱元璋夢見一人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就想殺一批犯人以應之。劉基故意假析此夢曰：“頭有血，眾也；傅以土，得眾且得土也，應在三日。”朱元璋為之停刑三日，不久傳來海寧歸順的捷報。朱元璋大喜，把囚犯全交給他放還。這時劉基最受朱元璋信任，言無不聽。中書參政張昶，元故臣，上書頌功德，劉基當眾叱之：你大概想做趙高吧！張昶臉色為之一變。便暗中派人窺伺劉基陰事。齊人翼岩，飛章彈劾劉基專擅，朱元璋怒詰之，查出系由張昶所使，便把他殺了。
洪武元年(1368)，劉基根據當時“民困必須蘇，用兵不能少”的需要，取古時軍屯法和府兵制之長處，奏請創立軍衛法。即在全國各地設立衛所，常駐軍隊，士卒平時屯墾，戰時從征，調編任將一律歸朝廷掌管，旨在減輕百姓負擔，安定地方，增加兵源，集中兵權。這一制度對朱元璋統一疆域、鞏固政權，起了積極作用。不久，劉基任御史中丞，仍兼太史令。當時國家初創，凡諸大典制都由他和李善長、宋濂等稽定。御史中丞章溢奏請定處州稅糧，朱元璋命參照宋制，畝加五合，惟青田不加，曰：“以太史故，令其鄉人傳為美談。”
隨著政權的日漸穩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日漸暴露出來，從朱元璋政權的支柱來看，它有二支基本力量：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朱元璋建國稱帝後，淮人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占壓倒的優勢，浙東集團被排擠、受壓抑，他們當然不會甘心，也想盡一切辦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這樣兩大派系鬥爭越來越尖銳。朱元璋就利用這種矛盾，重用淮人又用浙東勢力來監視淮人，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權力。當時，左丞相李善長功高望重，眾人皆仰其鼻息，只有劉基與之分庭抗禮，李善長為之不樂。逢李善長因過失受譴，御史凌悅乘機彈劾，劉基卻站出來替李善長辯護，說李勛舊，且能調和諸將。朱元璋驚訝地說：他數次想害你，你怎么反給他做說客呢？看來，你既有大功，又忠心誠實，可以代他為相。劉基叩頭答：這使不得，好比要換柱子，必得大木方可，若以小木代之，將加速傾覆。臣駑鈍，豈能受此重任。後李善長罷相，朱元璋欲拜楊憲為相。楊憲和劉基關係一向不錯，劉基卻力言不可，說：“憲有相才，而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冰，以義理為權衡，而己從不置身其中。憲則不然。”朱元璋問汪廣洋如何？答曰：“此人褊淺，比楊憲有過之而無不及。”又問及胡惟庸，劉基不高興地說：為相猶如駕車，恐怕他會把你的車翻掉的！朱元璋說：做我的宰相，確實沒有比先生更合適的了。劉基力辭：臣嫉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恐辜負您的一片好心。其實天下有的是人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至於目前諸公，確實沒有一個合適的。果真，後來這些話都一一應驗了。楊憲因怙寵、汪廣洋以巽懦、胡惟庸因大逆，皆不得好的結果。
北伐軍攻克河南後，朱元璋赴汴梁，劉基和李善長留守應天。劉基謂宋元以寬縱失天下，宜肅紀綱。於是朱元璋詔令諸御史糾劾不要有任何迴避，宿衛宦侍有過者，皆啟稟皇太子置之於法，人威其嚴。中書省都事李彬因貪縱服法，李善長和他私交挺好，請劉基拖延處理此案，劉基不循情面，馬上上報，報可，方祈雨，即斬之。從此李善長與劉基絕交。朱元璋回應天后，李善長攻擊劉基在盛夏祈雨時，殺人壇壝下，大不敬。其他怨恨劉基的人也交相訴苦誣告。朱元璋留章未下。逢大旱求廣開言路，劉基奏：“士卒死後，其妻悉處別營，凡數萬人，陰氣鬱結；工匠死，暴屍野外；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乾和氣。”朱元璋按他的意見辦妥了這些事，可十天過後仍不下雨，心中很惱火，恰逢劉基喪妻，就批准他告老回家。這時朱元璋方有建設中都之意，又銳意出塞追殲殘元主力王保保。劉基臨走前，上書說：“鳳陽四散之地，非天子宜居；王保保未可輕也。”後來果真被他說中了。
這年冬天，朱元璋想起劉基勞苦功高，親自寫了封信，召他回京，賜賚甚厚，進兼弘文館學士，並追贈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劉基誠意伯。到了第二年，才又允許他回家。劉基回青田後，仍上章問朱元璋起居情況，撰《平蜀頌》。朱元璋有事也常請教劉基，曾親筆寫信詢問天象：“即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或一或二或三，或一日二見，不知災禍何年何月何日至？”劉基就詳詳細細地寫了一個奏本，主要意思講：霜雪之後，必有陽春。現在國家剛剛建立，應該給老百姓鬆口氣，給民實惠。
劉基性格剛強，嫉惡如仇，不能與世事推移，“與物多忤”，得罪了許多權貴。加之洪武初年，他位高不居，功成身退，不願為相，使性格雄猜的朱元璋有所不滿，觸犯了“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教，不為之過”的禁條。他屈己藏身，消極逃遁，反而給小人們提供了一塊禁臠，日後他們憑藉自己手中的權勢，稍一作弄，劉基的氣數也就完了。
初，劉基上書說，甌、括間有一塊叫談洋的空地，南抵福建，為鹽盜聚集之所，方國珍也由此起兵，請設立巡檢司加以彈壓。豪右奸民為之叫苦連天。碰巧茗洋逃軍叛亂，地方官吏害怕上司切責，隱匿不報。劉基叫長子劉璉奏其事，奏章沒有先向中書省關白。時胡惟庸方任左丞相，挾劉基舊語，加此新恨，遂暗中唆使所善地方官吏上書誣劉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劉基想據之為墓地，民不給，就請立巡檢司逐民。朱元璋迷信入骨，聽後頗為所動，遂奪去劉基俸祿，劉基大懼，慌忙間赴京謝罪，不敢遽歸。不久，胡惟庸代汪廣洋為右丞相，見朱元璋對劉基日漸疏遠，於是佯與之好。洪武八年(1375)正月朔，挾醫前來探病。劉基飲其藥，覺肚中有個拳頭般的塊狀體，又三月，病勢轉劇。朱元璋聽說後遣使護送他返鄉，並親制文暗含威脅地說：“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劉基剛到家裡，病情就惡化，居一月而卒，享年六十有五，諡文成。臨終前，預緘所習天文秘書授長子劉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劉璟說：“夫為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為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
劉基死後不久，胡惟庸案發。朱元璋追思劉基生前所言，懊悔不已。他對劉璟說：你父親是個忠臣，臨死都不忘我，如今我才知道他是吃了奸臣們的蠱了。我要向天下公布他的好處。又安慰道：“你父親是有分曉的，如今我做皇上的也是有分曉的，終不虧了他的好名聲。”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頒誥，令劉基子孫世襲誠意伯爵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