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傑
楊傑(1889.1.25—1949.9.19)，字耿光。國民黨陸軍中將，加上將街，著名的軍事家、軍事理論家。在第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戰中，歷任蔣介石的總參謀長，多次出謀劃策，扭轉危局。他曾任陸軍大學校長、駐蘇大使。先後撰寫了《國防新論》、《軍事與國防》等軍事論著。有“軍學泰斗”之美譽，曾被史達林稱為“戰略專家”。
楊傑，於1889年1月25日出生在雲南省大理縣一個貧寒的家庭里。祖父楊宣做裁縫，父親楊漢章行醫，母親徐氏是位勤勞自強的白族婦女，每天除做完家務外，晚上還得接做一些針線活，擇錢以補助家用。天長日久，熬到兒子成人時，雙目已經失明。楊傑弟兄四人，他居次。兄楊懋後繼父業行醫；三弟楊杼，曾學醫，後改醫從政，任過縣長；四弟楊杲隨他第二次到日本學習時，患肺病而亡。
1895年，楊傑開始在大理讀私墊，受業於大理優貢生楊正修先生門下。他天資聰慧，先生所授之課，能很快接受。所讀之書，每每過目不忘。他讀書常讀到入迷的程度。一次，三弟與四弟打鬧，四弟被打得頭破血流，他在旁邊讀書卻毫無所聞，直到父親責備他為何不管教時，才恍然大悟。
年幼的楊傑，思路寬廣、敏捷，又凋皮、膽大、倔強、奸動，尤愛辯論。他常常提出一串串問題讓人解答。如果他對解答不滿意，一旦提出自己的見解，別人就很難駁倒他，決不隨意附和別人的見解。
1900年，楊傑進入大理敷文書院讀書。次年9月，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全國民怨沸騰。書院的先生也對學生宣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楊傑聽後，激動地對同學說：“海禁開後，外交軍事，無一不告失敗，若無改弦更張，就會亡國滅種。緬甸、安南、印度就是榜樣。”
1905年，楊傑與好友宋福昌徒步到昆明報考京師大學。因考期已過，便轉考雲南陸軍速成學堂被錄取。在校期間，他接觸的新科學、新思想漸多，悟出了“那么大的中國，為什麼打不過遠遠跑來的外國強盜”的原因，奮筆寫了“東魯文章舊，西歐教化新”的聯句送給同鄉宋福昌。
1906年，楊傑因成績出眾，被清政府考送到“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學習。1907年，他又被清政府考選與蔣介石一起保送到日本陸軍士官預備學校學習。兩年期滿後，考試合格，正式升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學習。在這期間，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正在日本開展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宣傳和組織發展工作，他深受影響，於1909年加入了同盟會。
1911年，楊傑畢業，回國參加了辛亥革命。不久升任滬軍威武軍第二營營長。次年5月，任該軍第一團團長，授銜陸軍上校。因遇兵變，回雲南參加蔡鍔領導的軍隊。這時期，貴州局勢紊亂不寧，紳民請蔡鍔派兵援助，平定亂事，唐繼堯遂率部援黔，此時，駐湘黔邊界的原貴州都督楊柏舟乘機率數萬之眾返黔。唐部僅兩千餘人，不能相抗，向蔡鍔請求派黃裴章、葉香石、黃子和率部赴黔增援，黃葉約楊傑同往。楊剛到貴州，就被唐請去商議對策。他分析銅仁是戰略要點，銅仁不保，便牽動全省；大漁塘是銅仁的交通要道，此點一失，則銅仁不保。遂建議唐以一部兵力位於銅仁、鎮遠防堵，主力展開於兩翼，誘敵深入，以口袋戰術伏擊楊柏舟軍。唐接受其建議，並著楊傑負責青溪、玉屏、大漁塘、銅仁之間的具體部署和指揮。不久，楊柏舟軍果然兵分兩路。向銅仁、大漁塘、青溪一帶進攻，楊傑督部先抗後攻，兩翼突擊與敵惡戰兩日余。迫使楊柏舟軍敗退湖南麻陽等地，取得了以少勝多的銅仁大捷。為滇軍上上下下所稱讚，滇黔戰史把此役稱為“楊傑黔東之捷”。
1913年3月，楊傑任黔軍步兵第十團團長，9月，任黔軍第一旅旅長，兼重慶衛戍司令官、重慶道伊、四川政務廳廳長、重慶警察廳廳長，晉授陸軍少將銜。
1915年，楊傑回雲南，任講武學堂騎兵科科長兼口語教官。這年，經同鄉周益存介紹，他與趙舒益之長女趙丕頎結婚。其母親帶著六歲的大侄兒楊兆龍到昆參加他們的婚禮。自此，楊兆龍就跟著楊傑夫婦生活了三十多年。趙丕頎先後生了兩個兒子，大的叫重螢，次的叫重歌，兆龍也改叫重福。婚後不久，楊傑調任彌勒縣縣長。
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蔡鍔、李烈鈞、唐繼堯等於12月25日在昆明五華山開武亭，首先宣布雲南獨立。組織護國軍，通電討袁。楊傑毅然參加了護國戰爭，任護國軍第三軍第五支隊長，後改任第一縱隊司令，駐在滇川邊界昭通、敘府一帶鞏固邊防。1916年2月，任護國軍第四軍參謀長，兼敘南衛戌司令及第一梯團長。6月，因在護國戰爭中屢建功勳，晉升陸軍中將，獲三等文虎獎章。1917年1月，調任北京大總統府軍事咨議，兼陸軍部顧問。他很想施展自己“軍事救國”的抱負，但見軍閥紛爭，便重回雲南，任靖國聯軍第四軍參謀長。8月，該軍奉聯軍總司令唐繼堯之命進駐瀘州，楊傑被任命為靖國軍中央軍總指揮，兼瀘州衛皮司令，指揮了著名的瀘州之役。
滇軍進駐瀘州不久，川軍周道剛就率兩個師前來進攻。開始滇軍第四軍務團因新兵較多，丟失瀘州，節節敗退。後來，楊傑見無路可退，便親臨一線，督師反攻，相繼收復榮縣、威遠、資中、陽景、簡州等地。川軍遂退回瀘州，加強長江兩岸沿江工事以固守。楊傑見硬攻瀘州，難以取勝，便來了一個“諸葛草船借箭”之計。1918年2月1日，他叫副官楊雨樓會同警衛排秘密徵用小船三十餘只劃到蘭田壩岸邊停舶，並扎草人百餘個。將草人穿上軍服，戴上軍帽，天亮前，把裝載草人的船順水漂下。沿長江岸邊的守軍，以為滇軍搶渡，便機槍、步槍一齊密集射擊。如此三個晚上，敵人才識破是“草船過江”。第四天夜裡，楊傑見敵人已停止了射擊，首先以一連兵力渡過江對岸埋伏奸，接著又渡過一營兵力至龍頭關下埋伏，同時，以朱德團長的一營由長江下游二十餘里處偷渡，潛伏至瀘州對面五峰頂敵陣地附近。待爾方剛發白，朱德團在月亮岩發射第一聲炮響，三方面開始總攻。五峰頂敵人在夢中驚醒，手足無措，激戰約兩小口十，全部陣地被滇軍占領。下午，便攻克瀘州城。這寸，楊傑見滇軍由劣勢轉為優勢，為避免川滇兩軍繼續混戰，便接受了朱德“還泊於民”的建議，清派川軍第五師師長熊克武為四川督軍，進駐成都。川、滇兩軍將領均表同意，從此睦鄰相處。
瀘州之役結束後，楊傑回到昆明，任靖國聯軍高級頤問。在他率部進駐瀘州不久，父親病逝。因戰事纏身，未能盡孝。回到昆明後，便立即請假回鄉奔喪。他從昆明請丁一位風水先生選擇墳地，將其父葬於蒼山的應樂峰應爾亭的平台上；然後又將其祖父的墳墓遷移至此。同時，購買房地，擴建了一棟四合五天井的庭院。就在這時，他的兒子重螢、重歌都患白喉症，僅一星期內就先後死去。從此，他再無親生兒女，只有將侄子楊兆龍帶在身邊為子。
1921年，顧品珍執掌雲南政權後，委任楊傑為留學監督，率領一批青年軍官和講武堂學員，前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他的夫人趙丕頎、侄子楊兆龍也同往日本。
這是楊傑第二次到日本。他回顧十年前，懷抱一腔熱血，莫大的希望，從日本回國參加辛亥革命、護國戰爭的戎馬生活，心中萬分惆悵。民國招牌雖然掛起來了，國家的情況卻一天天壞下去，帝國主義仍然欺負中國，支持各派軍閥互相混戰，從而對“學習西方”，達到祖國富強獨立的道路產生了懷疑。認為“要完成國民革命，復興中華民族，第一個條件就是要‘徹底剷除依賴外人的劣根性’。”他說：“我們需要自發的生產力、生活力、生命力、戰鬥力、機械力”，這一切“操之在人則亡，操之在我則存”。他為了學到較深的軍事知識，以便將來為祖國建設強大的國防貢；獻力量，便甘願放棄陸軍中將、雲南留學生監督的頭銜，以中校身份自費報考了日本陸軍大學。後來，他的夫人趙丕頎亦考取日本女子大學。
楊傑在陸軍大學學習的四年中，節衣簡食，專心致志，勤學苦練。他不請傭人，家務交由兆龍料理，把節約下來的錢買書和學習資料。他在寢室里，掛滿了世界各國的軍事地圖及自製的各種軍事圖表。還蒐集了各國的戰例照片和各種最新武器的圖案，認真比較，細心研究，對古今中外的軍事、地理、歷史、哲學以及自然科學知識，都廣泛獵取，因而成績斐然。日本陸軍大學經常讓學員指揮海陸空軍大演習，以訓練和考察學員的軍事指揮能力。在一次演習中，楊傑被選為統帥。他指揮演習，得心應手，並有獨特的創新，得到日本天皇的讚賞，並賜予寶刀，因此有“天才將軍”之稱。法國著名軍事家霞飛元帥到該校參觀時，楊傑被學校預選為備諮詢的學員之一。他同霞飛元帥交談中，以懸河之口，旁徵博引，發揮了卓越的軍事見解。霞飛聽後連連稱讚說：“此人將必成東亞傑出軍事人才。”學習期間，楊傑對日本教官的講義論占常常提出不同意見。因此到了畢業時，教官不予以及格。他憤而要求召開全校大會進行辯論。結果在軍事戰略學辯論中，獲得第一名，受到學校上下一致的稱讚。天皇在接見前十名學生及授獎會上，曾叫人量楊傑的腦袋，果真比一般人的大。
1924年冬，楊傑於日本陸軍大學第十五期畢業後，日本當局請知名人士及其好友，勸他留在日本任職，許以優厚待遇。他不為昕動，毅然回到祖國的懷抱。
楊傑從日本回國，受國民軍第三軍軍長孫岳邀請，任該軍參謀長。1925年3月，任國民軍前敵指揮官。9月，任河南陸軍訓練處教育長。這時，國共實現了第一次合作，在廣東建立了革命政府。楊傑遂離開國民軍，投奔廣東。
1926年5月，楊傑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總參議，協助軍長程潛制定作戰計畫，參加北伐戰爭。12月，任第十七師師長，次年3月，率部與友軍協同攻占南京。26日，蔣介石乘力主寧漢團結的程潛離開南京之機，將第六軍分化瓦解，改編成第一縱隊，以楊傑為縱隊長。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楊傑即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新六軍副軍長，代理軍長，參加軍事委員會。5月，率領第一軍的第一、三師及第六軍，隨第二路軍繼續北伐。7月，第六軍改為第十八軍，楊傑任軍長。不久，被蔣介石任命為總司令部淮南行營主任兼總預備隊指揮官，負責淮河防禦案實施。8月，蔣介石宣布下野之前，將北伐軍第二路軍退守長江南岸，交楊傑指揮，龍潭戰役之後，他指揮第十八軍、十四軍和三十二軍渡江，追擊孫傳芳殘部，一舉攻克揚州、寶應、淮陰等地。此時，何應欽為控制長江一帶經濟，要楊傑照顧其內兄繼續擔任揚州稅收監督的職務。他卻對何說：“你把這一重要稅收機關奪去，我的十萬軍隊吃什麼?”堅持將何的內兄撤職。何應欽就聯絡孫岳用臨時軍政府命令，仍任命其內兄為揚州稅收監督。楊傑不願受何的掣肘，一怒之下，棄職東渡日本，訪晤蔣介石。蔣責怪他不該把軍隊丟掉了，並叫其隨同回國。
1928年3月，楊傑任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辦公廳主任。不久，任第一集團軍總參謀長，隨蔣介石參加“第二次北伐”。5月，蔣介石的列車過了泰安，將到濟南之際，忽聞報日軍占領了濟南的商埠。楊傑即打開地圖對蔣說：這件事早在估量之中，可令未渡黃河的部隊，改道渡河；已到濟南附近的部隊，迅速離開濟南往北推進，以收北伐全功。隨行的吳椎暉、邵力子、陳立夫等聽了都稱讚不絕，蔣便依計而行，使第一集團軍順利地進至德州。到達北平後，即被蔣介石任命為總司令部的北平行營主任，以與閻錫山、馮玉祥周鏇。
蔣桂戰爭爆發後，楊傑被蔣介石任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總參謀長。不久又發生了蔣馮戰爭，他任南路軍總參謀長。10月，任討逆軍第十軍軍長兼左翼軍指揮官，指揮南路軍及徐源泉的第四十七師，王金鈺的第四十八師，對馮玉祥部作戰。這寸，馮軍代理總司令宋哲元率部東出潼關，發起強大攻勢，蔣介石部隊的整個戰局危急：登封不守，密縣將陷，臨妝城被圍。在這嚴重關頭，楊傑決定，以一部拒止馮部，封鎖臨汝鎮之咽喉，一部側擊登封，以解臨汝城之圍。28日拂曉，他督部向臨汝城附近攻擊前進。在距臨汝城二十里處，其左翼徐師與馮軍之一部激戰，雙方相持徹夜。29日，他又令右翼王師，以一部警戒登封方向，一部增援徐師，並命徐師騎兵迂迴馮部之右翼，攻擊其後方聯絡線，主力由正面猛衝，配合城內守軍反攻，一舉擊潰馮部，城圍遂解，扭轉了整個戰局。
12月5日，蔣介石的第五路軍總指揮唐生智於鄭州舉兵反蔣。楊傑被蔣介石委為洛陽行營主任，擔負討唐軍事。他率部從南陽向春水挺進，攻擊唐生智部。唐兵敗後，楊傑又被委任為寧、鎮、澄、淞四路要塞司令。
在中原大戰中，楊傑任第二炮兵集團指揮官。8月上旬，馮玉祥以徐州為目標，兵分七路，沿隴誨線向蔣介石部隊發動全面進攻。魯西北的石友三部從蘭封以北地區突破，逼近蔣在李壩集的總司令部指揮所。當時，蔣介石的主力部隊都在隴海路一線，身邊沒有總預備隊可用，形勢非常危急，蔣準備從隴海正面及歸德以南地區退卻，縮短戰線，並電清楊傑速到指揮所商議對策。楊傑認為，敵軍攻勢正在猛烈之時，如果退卻，必定引起全線潰亂，汲為不利，必須苦撐幾天。他說，西北軍將領的性格是偏重穩打，不敢輕率冒進，只要用地區預備隊的少量兵力予以反擊，敵方就會停止不前。並建議蔣採用“圍魏救趙”之計策：令第十九路軍沿膠濟鐵路直取濟南，切斷閻錫山的後路；派人勸說張學良，出兵保定、石家莊，切斷閻、馮聯繫。爾後再誘敵深入，以平漢、隴海兩面包抄的口袋戰術各個擊破敵人。蔣採納了楊傑的意見，當即命為總司令部參謀長，依計而行。結果，閻錫山部向天津退卻後。馮部獨不能支，向鄭州、潼關潰退。
不久，閻錫山又以主力渡過黃河襲取濟南；馮玉祥的部隊也隨即沿津浦線東西兩側長驅南下，夾擊蔣介石部隊。楊傑奉蔣介石之命指揮這一戰役。7月26日，他率指揮部前至津浦線上的兗州。28日，與劉峙一起召集兗州、濟亍、曲阜附近各軍、師長會商作戰計畫。決定以第六十師、第六十一師，及騎兵張奮嶺旅為右翼軍，經泗水、新泰線山泰安東北地區各山道，遮斷敵之退路；以第十一、第十三、第六十四師為中央軍?占領泅水、吳孫村、龍王廟、十八夏莊一線；令第十一師的主力，在攻擊之前進至東石寨附近及其西南地區掩護右翼軍之行動；以教導一師、三師及陳孝思之警備旅為左翼軍，從寧陽、汶河中間地區廾進，經小伯泗皋莊，由南欒出汶河北岸，與右翼軍相接應；以第二十師為左側縱隊，附馬鴻逵部騎兵一團，將主力置於鄆城，一部襲取東河，威脅敵之側背；以第一、第十師為總預備隊，控置於右翼後。
8月1日，楊傑命令各部按預定計畫開始行動。7日，右翼軍包圍泰安，中央軍渡過汶河，左翼軍迫近肥城。11日，各部從介苜左右一線發動總攻。經激戰五晝夜，將閻馮軍壓迫於濟南附近而擊潰。15日克復濟南。是役，閻馮軍之王靜國部在膠濟路大半繳械；傅作義部在肥城一帶幾被消滅；王玉璽部除投誠三千人外，其餘陣亡殆盡；張會沼殘部在長清附近全部潰散。
在這次戰爭中，楊傑夫人趙丕顧在上海病故。他未能見到一面，殊感痛心。蔣介石曾多次安慰他說：“為國效勞，不顧個人情義，古今少有，你對國家的安危盡到了力量，對自己的家室沒有盡到情義，真是忠義難全，望自保重，無為悲傷。”後來，楊傑在南京為趙夫人設靈開追悼會時，蔣介石和宋美齡前往悼念。
中原大戰剛一結束，蔣介石立即向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進攻。楊傑認為，這違背了孫中山先生倡導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宗旨，與自己平生的願望不吻合。便向蔣介石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勸蔣介石不要把力量用去打共產黨，應趕快集中力量，進行國防建設，加強國家抵禦外侮的力量。後來，他見不能說服蔣介石，便與方鼎英化裝離開部隊，避居上海。1931年，在天津與南開大學畢業生胡允文結婚，後因性格不合於1934年離婚。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被迫下野，國民黨召開四屆一中全會，改組國民政府，楊傑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任陸軍大學校長。1932年1月21日，蔣介石回南京召開“國難會議”，撤銷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成立軍事委員會，蔣任常委，楊傑任軍委會參謀次長，兼陸大校長。後來蔣介石兼校長，他任教育長，主持陸大的實際工作。
1933年3月，楊傑與財政部長宋子文、軍政部長何應欽、外交部長羅文乾、內政部長黃紹竑等同往北平，任古北口方向的總指揮，督部阻擊向長城一線的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軍事要地進攻的日軍。在居仁堂軍事會議上，他提出“後退配備”的抗日戰略。主張把南天門陣地(古北口以南的陣地)向後撤退到密雲縣以東地區，誘敵深入，而在兩側配備兩個軍同時出擊，以殲滅敵人的主力，改變坐著挨打的態勢。並以前方敵軍不斷增加，戰鬥激烈為由，要求增援。何應欽向來與楊不睦，聽了很不高興，當即叫軍政部廳長汪敦給在前方的軍長徐庭瑤打電話，得到的回答是“前方很平靜”。事實上，日軍第八師團已從多倫方向調過來了，正在進行戰鬥部署，只不過沒有開始攻擊。後來，蔣介石也不同意增兵，並以謊報軍情罪撤了楊傑總指揮的職務。
楊傑被撤職後，仍回陸大任教育長。不久，受蔣介石所派，出國“考察”。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他到過了二十九個國家。在莫斯科，史達林對他很器重，稱他為“戰略專家”，數次接見暢談；對其所著《蒙古騎兵之性質及其使用法》一書深為讚賞。他與英國國防大臣談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情況時，國防大臣拿出一張偽造的國防計畫，請他斟酌。他看後說：這份計畫未見得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英國定要亡國。國防大臣甚為驚訝地說，要是真的，應如何改?他稍加考慮後，便提出了修改意見，同英國真的國防計畫大同小異。大臣讚賞他的軍事才能，稱其為“軍學泰斗”。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對他十分敬佩，以自己隨身攜帶多年的一恨馬鞭饋贈。隨後，他還考察了德國、法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蘭、土耳其、比利時、挪威、瑞典及巴爾幹諸國，了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制度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情況。從此，他的軍事、外交才能也聞名於世界。
1934年秋，楊傑回國後，寫成《歐洲各國軍事考察報告》，向蔣介石建議：要趕快進行重工業建設，進行國防工業為重心的兵工業的根本建設，克服依賴外國武器的弱點，力求自強，建設獨立自主的兵工業。他指出：“職預料世界火拚戰禍一開，必蔓延全世界。是時，各國自顧不暇，致必以海軍封鎖我國各口岸，斷我軍火之來源。是時，雖以萬萬金，不能得一禦侮之工具。”但蔣介石沒有採納他的建議，只任命他為參謀本部次長、代理總長、陸軍大學教育長、參謀本部城塞局局長，防空委員會主任。
不久，楊傑奉蔣介石之命檢查航空委員會新買來的飛機。當時，宋美齡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孔祥熙任委員。在檢查中，他發現其中幾架是用報廢的飛機抵充的，便如實報告蔣介石。因而，得罪了宋美齡和孔祥熙。從此，楊傑去見蔣介石，蔣都不露面。他便辭去了防空委員會主任之職。後來，宋美齡聯合何應欽、陳立夫兄弟，向蔣控告楊傑在修建南京城防工事中貪污公款。蔣遂將城塞組軍需處長和副處長逮捕槍斃。隨後，將楊傑的代理參謀總長和城塞組長之職也撤了。
1935年4月，楊傑被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兆銘任命為陸軍中將。仍任陸大教育長。8月，國民黨在四川峨眉山辦暑期軍官訓練團，集訓全國陸軍少校以上軍官，蔣介石任團長，楊傑任團副。有一次，蔣介石來訓練團講話，提出要“雪恥救國，收復失地”。最後，還表示說：“我姓蔣的不抗日，全國人民共誅之。”接著，楊傑也講了話，表示擁護蔣介石的“雪恥救國，收復失地”。他說：“我去外國遊歷了近一年，看到了他們的國家都在緊、急、忙。德國是緊，義大利是急，日本是忙。總覺得日本侵略我們東北三省不滿足，還氣勢洶洶地要滅亡中國。我們到上海一看，遍街是閒人，政府的官員更閒，甚至有的吃、喝、玩、樂通宵達旦，把東北三省淪於敵手的恥辱置之腦後不問。”希望“政府拿出團結一切抵日力量的國策來”，並說自己已擬好了一份抗日作戰計畫。蔣介石聽了如坐針氈，啼笑皆非。
這時，日本侵略中國步步加緊，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在這期間，楊傑撰寫了《戰爭抉要》、《大軍統帥學》等軍事著作。他根據易經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語，作出“生即是戰”的立論。他認為，天地萬物要求生存，就要戰爭。“所謂健者，就是春夏秋冬的輪轉不已之謂。假使天道一刻懈怠，則萬物失時，而世界予以毀滅。故曰：自強不息。故曰：求生存就要戰爭。而戰爭便是自強”。但是，他指的戰爭，並不是炮火槍彈紛飛的戰爭，凡是求知識、求技能、鍛鍊身體等都是戰爭的範圍。
楊傑在《二十五年吾人應有之覺悟》一文中揭示：“將來自由競爭的新軍事抬頭，又必形成世界土地資源的重新支配的局面，其結果總是象中國一般的弱小民族被犧牲。”他認為，“在這最危險，最難度的年頭，我們既無法閉關自守，又不甘坐待淪亡”，只有“求自強自救”一法。他分析當時中國“外貨充斥，利源外溢，不可數汁，以致形成百業凋零，經濟破產”的狀況後說：“蘇聯人民的衣服寧肯不戴紐扣，絕不肯顧及外貨，實在令人欽佩!日本駐華武官，小至如吃煙飲酒，都要從日本帶來，而且價目昂貴，遠在中國之上。可是他們愛國之熱忱，決不因此稍懈，這更是何等難能可貴?但我國日用所需，無不以外貨為好，這真令人三思不得其解!”
在這國難嚴重的時刻，楊傑重溫孫總理的遺囑，在《讀總理遺教》一文中說：“現在外侮是一天天緊迫，國難一天天的嚴重，我們目前的境況，雖未必象釜中游魚，只有須臾的喘息，而樹上危巢，卻已到了乾鈞一發的時候。”“我輩分屬軍人，論天職，原有捍衛國家的義務；而今則山河破碎，愁霧瀰漫，繞室盤鏇，尤不勝慚恨變並，啼笑皆非!”“中華民族乃堂堂黃帝子孫，又豈無死裡逃生超脫苦海的辦法?潛思默計，究屬無他。其癥結還是在總理遺教之能否實行。”
楊傑自1931年12月開始，先後在國民黨陸軍大學任校長、教育長達六年之久。當時，陸大辦有兩種期班，一為正期班，學制為三年，學員是受過各軍官學校教育並在部隊任職三年的中尉至中校級的軍官。由全國各大單位或軍進行初試，錄取後，再保送中央軍事委員會，經該會參謀本部複試錄取入校。一為特別班，學制兩年。其學員經由各大單位和軍推薦上校以上軍官，報請參謀本部，經考核後才得入校。兩種期班，每期不超過一百人。他共辦了正期班十五期，特別班三期。
楊傑要求陸大培養的人才應該具有“救國之鑑識，御外侮之本能”。所以，“不僅在形而下的研究，在形而上的修養亦十分注意”。養成國軍高級指揮官及幕僚的目的，“是在求智慧型兼備之士，同時亦希望統帥人格之樹立”。他在《學員入學應注意事項》中說：“本校的學術探討與德的修養齊頭並重。學術是辦事的工具，品德是作人的基本。無學術即無辦事的能力，無品德即不能善用其能力……兩者恆息息相關，互為表里，故能兼修並重。”
在教育方法上，楊傑提倡誘導式的“誘導式的教育方法”，反對束縛學生思想的注入式教育。他很注重師資的聘選和培養。對師、軍級戰役戰術學、後方勤務學、兵要地理學，除聘選由日本陸軍大學畢業人員任教官外，還請了德國、法國、義大利、俄國等國家的教官。他經常聘請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社會科學專家薩孟武、法學專家夏鼐等給學員講課。為了培養自己的教官，他在陸大舉辦了研究院，從每期畢業班中選留十餘名優秀學員入院深造一年，然後擔任教官。他還親自擔任《大軍統帥學》的授課，每年的秋季演習和參謀戰史旅行，都要到現地進行指導。他要求學員要做到三注意：一要有理智。凡遇一個問題，必須分析體認，決不為感情所衝動，絕不做無意識的盲從。二要有紀律。國之強盛衰弱，全視乎國民之有無紀律為斷。三要有精神。凡事之成功，皆基源於動。動者就是精神奮發，朝氣勃勃。他常以“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名言佳句，啟發學員不要閉門讀書，要走向社會。鼓勵學員利用星期天，約請名人、專家談論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等問題，以開闊眼界。同時在課程設定上，主張“本校所研究者，為用兵學，即戰略戰術學。為求其通達起見，廣泛涉獵各種補助科目，亦極紛繁，……是由專門而入於廣泛”。
楊傑對陸大的基本建設也很重視。有一次，陸大打報告修建禮堂，何應欽不批准。他布置搭了一個棚子，面朝北，然後，請蔣介石來校作報告。正好，這天北風颼颼。蔣被寒風吹得直打哆嗦。會後大發脾氣：為什麼不放在禮堂講?楊說：“沒有禮堂。批不下錢，怎么蓋?”蔣只好當場批錢蓋禮堂。
楊傑在盧溝橋事變之前，分析日本侵略中國，必然是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他對學員說：“吾人既知我國讎之戰術，以速戰速決為唯一法門，則我之所以應付之者，除套用節節抵抗、誘故深入，然後一舉殲滅之消耗戰術而外，別無他法，諸君幸留意焉。”教育學員在“我國處此趨勢之下，非有一出自心裁之戰術”，決不能“東施效顰，墨守前人陣法。”因此，楊傑指導學員研究戰略戰術時，要求掌握戰爭中的精神力與物質力的關係。他說：“戰爭是精神力與物質力的比較，但此兩者關係於戰爭勝敗的成分，比較起來，實以精神力為多。……因為精神的伸縮偉大，物質可隨之變為利器，也可以隨之變為廢物。有為的指揮官就是能夠操縱精神，立於主動的地位，主宰戰場，支配戰局，”楊傑根據中國處於被侵略的防守地位，注重指導學員研究防禦戰本，他給學員講課混，防禦最大要求厥為占領陣地，固如金湯。但“防者動輒陷於完全被動的地位，易失動作之自由”。認為改變這仲局面的唯一法寶是預備隊部署之妥善，運用之巧妙，不失寸譏地實施“逆襲”。他還強調：劣勢軍隊對優勢軍隊的防禦，最要緊的就是要借地之利，以補兵力之劣勢。取其利之大者，害之小者，方可不為敵攻擊所動，而轉守為攻。
鑒於我國海岸線長的特點，楊傑認為，我國國防第一線，即海岸防守之研究以及地形之偵察，自應特别致力。他每年都帶著學員來到乍浦、敢浦等一帶海岸，以日本為假設敵，邊演習，邊研究。他主張海岸防禦之目的有二：一在挫折對方之企圖，一在掩護後方部隊之集中。他說，防守兵不在多，而在機動套用。指揮官應完全掌握主要兵力。同時，完成通訊及交通，靜觀敵人行止，利用汽車輸送，隨敵上陸所在，而馳往迎擊，則敵無隙可乘，終難得逞。他還要求學員結合我國的地理狀況，創立自出心裁的圩塘、大河、村落、水田等攻防戰術，以應付未來之困難。
在提高學員軍事素質的同時，楊傑還要求學員懂得為國效忠，殺身報國的道理。他經常教育學員說：“我們軍人，在穿上軍服的時候，便以身予國，不復知有生命身家，只一意為國家民族的福利工犧牲奮鬥，這樣才是軍人的真精神——人格。有了這種精神還要能夠很妥當的發揮出來，才是善。發揮之後，還要有很偉大的成績表現，才是美。換言之，就是要有‘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精神，然後才有責任心和義務心，然後才能為國家民族效力，而完成我們軍人應盡的天職。”
“西安事變”後，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楊傑高興地說：“這次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全國上下的大團結，造成了中國的精神國防。”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第九天，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談話會，討論禦侮圖存之計。楊傑在會上力主抗戰。他說：“日本目前有軍閥與財閥之爭，陸軍與海軍之爭，陸軍中又有少壯派與老年派之爭，全國不是一條心：……以小國臨大國，又不可能傾全力來犯；外交上既要與蘇聯為敵，又得罪了英、美，四面樹敵，犯了兵家大忌；……因此，我們不難打敗日本。”
他奉蔣介石之命，擬制了一份對日作戰計畫。在計畫中，根裾敵強我弱，敵小我大等特點，明確地提出了“持久戰”戰略戰術，強調要“利用空間，爭取時間，逐步削弱敵人，使我轉弱為強，最後戰勝敵人”。將計畫交蔣後，滿以為自己會任統帥部的參謀長。可是不久，蔣確定了何應欽為參謀長，並將何擬制的作戰計畫給他看。他看後，連說：“狗屁!狗屁!”
8月，楊傑被蔣介石特派為赴蘇軍事考察團團長，前往蘇聯進行軍事考察和爭取軍事物資援助。9月8日，他率考察團到達蘇聯。第二天，拜會了史達林，陳述了中國的抗日戰爭與蘇聯和世界的關係，誠懇地要求蘇聯給予貸款及軍事物資援助。史達林當即答應給予中國以飛機、大炮，坦克、運輸工具及彈藥、燃料等物資援助。隨後，他與蘇炮兵委員拔池夫、空軍委員拉寧具體會商。先獲得飛機一百三十架、坦克八十二輛、大炮一百三十八門之援助：蘇還先後貸款二億五千萬美元，並派了航空員和軍事顧問幫助中國抗戰。
是年10月，楊傑晉升為加陸軍上將銜。
1938年9月，楊傑任中國特命全權駐蘇大使。武漢失守後，蔣介石要楊傑請蘇聯一次派飛機數百架，由“義勇隊”駕駛，出其不意轟炸日軍占領的重要城市及軍事根據地。他反對完全依靠外援，主張以自己的力量為主，當即電致蔣介石《抗戰建議書》：(甲)西南為政治、經濟資源防戰之右輪，故對於廣州視為生命之門戶，不惜犧牲，銳意克復之。同時傾全力注重英法之外交；西北為反攻子敵包圍之左輪，故於西北各省，集結強有力之兵團時出威脅(敵之側背)，同時在西北著手訓練新軍，指導遊擊隊大規模之活動，(實應積極著手)以分敵勢而期持久。並加深中蘇之友誼，得其人力物力之大量援助，俾倭蘇仇嫉益深終至開釁。(乙)徵訓新兵數百萬，維持戰鬥員之補充。以新法土法並用，儘量開掘礦產品，以資抵換軍需品。(丙)打通滇緬公路及安南之借道，俾軍需接濟應時而到．
在駐蘇期間，楊傑經常受到史達林、伏羅希洛夫等最高領導入的接見。他也認真地了解研究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還研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共產國際史略》等，並做了筆記，他認為：“蘇聯的社會制度解決了國防建設中‘國防人’的問題，它的經濟任務解決了國防建設中 ‘國防物’的問題，因而蘇聯的制度是建設理想國防的最好制度。”
1940年初，楊傑被蔣介石免去了駐蘇大使職務。他先後拜辭了伏羅希洛夫和莫洛托夫。伏氏說：“貴元帥為人減實負責，為蘇聯真正朋友，予中蘇結合及鞏固中蘇之友誼有莫大的貢獻，本人極為敬佩，現已為極相熟極相得之朋友。”莫氏說：“貴大使為樹立中蘇新邦交，鞏固中蘇親善唯一有力者，貢獻兩國者實深且大。”
楊傑回國後，向蔣介石提出加強國防建設，全國團結一致抗日和中蘇親善的建議，以及作戰方案。但蔣介石卻派人送給他一部《曾文正公全集》，叫好好閱讀，並加批註：於三個月後送還。他氣得把書丟在一邊，成天打麻將。三個月後，批了幾個字，將書送還。蔣看了批註，大發脾氣，於是給了他一個軍事委員會顧問的閒職，留在重慶。
楊傑回國後不久，因割治眼瘤住院。《中央日報》記者往訪。他對記者說：“中國若是徘徊岐路，不能當機立斷，決定聯蘇外交政策，必將成為波蘭之續。”次晨，蔣介石一看到刊有楊講話的報紙，就大為惱怒，即派戴笠及宣傳部長王世傑前往醫院問罪。楊傑回答說：“我發表意見，是意見，是要對國內提高國人的警覺性。”“記者問我時，我還告訴他們，此系私人談話，不必發表，你們現在該把我怎樣便怎樣好了，你們回去告訴蔣介石，該辦就辦，我絲毫不畏懼的。”
1941年1月，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楊傑認為這是“破壞國防的健康，抵消國家的作戰力量”。並指出：“國防建設的指導者，必須認清這種事實，致力於國內革命戰爭的消弭，不論這種戰爭採取哪一種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機。”
這時，楊傑利用閒空時間，從事軍事理論著作，撰寫了《國防新論》、《軍事與國防》。這是中國四十年代較全面、較系統的大部頭軍事理論著作。
《國防新論》共分三篇，第一篇是國防“認識論”。介紹了古今中外的國防，闡明了國防理論的思想體系。第二篇是國防的“本體論”，說明現代國防的種種形式和組織。第三篇是國防“方法論”，闡述了中國國防建設的實際問題。
在《國防新論》中，楊傑給國防下了一個定義，認為“國防是人類所同具的安全感覺的產物”，“是國家社會生活社會文化的反映。”“在並世共存的各民族的國家界線尚未消除，侵略武器未能毀滅以前，它總是跟著科學的進步和人類的欲望繼續演進而無有底止”。他說：“國防的意義是極其廣泛，極其深奧的，它所負的責任，不僅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國家的領土主權，社會的安寧秩序，並且是推行國策，發揮國家機能的有力槓桿。”
楊傑把國防基本思想體系概括為：國防建設三要素和國防力量套用的四面體。三要素是指人的要素、物的要素、混合要素。強調人是第一要素，物的要素是第二位的，混合要素是相互聯繫缺一不可的。國防力量的四面體是經濟、技術、軍事和外交。經濟包括財政、資源、金融、機械等；技術包括創造、模仿、生產、使用、教育、宣傳、訓練、組織、交通等；軍事包括陸海空軍、防空軍及國防軍事等；外交是國家政治力量的擴充。這既是國防力量的結晶，也是表現國防力量的四種手段。他認為“國防要素，能不能表現出強大的力量，是和國家的情況不同、政策不同而互有差異”。“要救中國，必須從武裝全體國民的頭腦做起，要復興中華民族，必須集中一切精神力量，物質力量，完成新的‘逾時代’的國防建設”。
《軍事與國防》是繼《國防新論》之後寫成的軍事理論著作。楊傑在這本書中集中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論述了軍事與國防的關係。他認為：軍事建設是國防建設的一環。這一環建設得好不好，全看其他各環配合到什麼程度而定。他說：“假若一個國家，在經濟方面還存在著人剝削人的制度；在政治方面，管理國家大書還僅僅是少數人或某一部分人特殊的權利；在文化方面，知識分子還被當作一個階級；在軍事方面，還有一部分國民千方百計地逃避兵役——人民的國防是建設不起來的。”
楊傑在論述軍事與國防的關係時，特彆強調建設現代的人民國防。他認為“戰爭的方式已經由武裝戰鬥員的互相殲滅轉移到全體人民的互相對壘，人民的戰爭是最進步的戰爭”；“戰爭是一棵有生命的樹，他的根必須深入到廣大的民眾里，他的枝葉才會茂盛，才會生生不已”。同時，他明確提出：“人民的國防應該是為全體人民的利益建設，由全體人民去從事建設。”把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準和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準作為加強國防戰鬥力的必要手段。他說：“戰爭方式已經由武力征服進化到文化征服。”“文化征服的進行，是一種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的思想占領敵國人民的腦袋。”因此強調“國防建設中的文化建設，除了增進國家的生產力和機動性之外，還有一種作用，就是要在人民的腦袋裡設防，以防敵人文化隊伍的進攻”。並指出：“假使一個國家裡面大部分人民的腦袋被占領了，無論這個國家的武力怎樣強大，這個國家是非常危險的。”
蘇德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周，楊傑應設在重慶的復旦大學文摘社邀請，參加蘇德戰爭座談會。他在談話中分析了蘇德雙方的軍備水平和數量，及軍隊的士氣，指出：“蘇德之間，德國要完全打敗蘇聯，力量不夠。”他說：“戰爭是角力，就是物質力與精神力的角斗，物質力是一定的，而精神力則可以膨脹，也可以縮小。戰爭力是兩種力量的總和，精神力一經喪失，物質力就會變成無用。”“蘇聯以這種好精神配好器械，並加大量生產，德要摧毀它，實屬不容易。”希特勒進攻莫斯科失敗後，轉攻盛產石油的高加索，以奪取資源。楊傑說：希特勒的計畫雖然好，但是“即令德軍占領整個高加索，蘇聯卻不會中止抵抗”。“希特勒如攻不下史達林格勒，高加索的德軍始終是蘇聯的囊中之物。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油田可以延續德國戰爭機器的生命，也可以把德國戰爭機器的生命斷送”。
1942年春，軸心國醞釀著春季攻勢。重慶《新華日報》記者走訪楊傑，詢問目前戰局的觀感。他首先分析了歐洲、太平洋和中國主要戰場的特點，認為“德軍攻取莫斯科的戰略企圖沒有改變”。並預言：在未來的大戰中，新戰術和新武器一定會出現。不過，儘管希特勒拼其一切資本作孤注一擲，而其士氣已在去年的進攻中受挫，頭等的力量已經損失，現在拿得出來的只是：二等的力量，而人員則發生恐慌；相對的蘇聯有雄大的後備力量，戰鬥精神較德軍旺盛，一定能打退希特勒的春季攻勢。他談到門本南進擴大海洋戰場和北攻蘇聯戰略態勢時說：“北進蘇聯，日寇目前還在徘徊觀望之中，因為蘇聯遠東軍力強大，空軍可以直接威脅到日本本土。日本如果再發動攻蘇會把大軍陷入和中國一樣的泥沼。日本軍閥估計清楚了這點，則必不為此。”最後，他就戰局成敗的發展趨勢問題回答了記者，特別慎重地指出：“擊敗希特勒耶不是容易的事情，必須英、美和蘇聯的密切合作，整個消滅德國要作兩年的打算；”“只要中蘇英美緊密合作，以中蘇為兩大兵工廠，解決日本的問題並不很難的。”
1944年8月?日，楊傑在國民黨軍事學校夏令營對學員講《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觀測》。他認為三個主要戰場，各具有其獨特性，故解決方法也有次序。歐洲戰場：目下已達決定階段，由英、美、蘇包圍作戰。希特勒在政治處境上內不和于軍，外則四面楚歌，歐洲戰場結束之期不遠了。太平洋戰場：大戰須俟歐戰結束之後。從軍事技術來看，英美陸海空軍必集結總兵力到四五百萬時，始有決定性的戰鬥。故須有四至八十月的時間，即日本挨打的日子約在明年春夏之交或延至夏秋之交。但英美目前對日作戰的地理不利，須再略取戰略要點，如：美達到菲律賓，英克復新加坡，則戰略形勢改觀。此外，還要促成蘇聯參加中國之總反攻，亦在作戰上為最有利的條件。中國戰場：勝利的關鍵仍操之在我。太平洋戰事完了，中日問題可以解決大半。但日本軍閥一意孤行，作最後的本土連線大陸的焦土戰時，則中國居於主導地位，是非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不可。若中國人不爭氣，日本雖敗，中國仍恐兩手空空。
1944年9月，中國遠征軍反攻日軍在滇西占領的松山陣地，久攻不下。這時，楊傑正回大理省親。該部司令長官衛立煌得知後，便登門拜訪，徵詢方略。他到陣地進行了察看，對衛立煌說：要用人硬攻，恐怕犧牲太大。現在空軍占優勢，可用飛機將其後方聯絡炸斷，使其給養供應不上；並斷其水源。再用飛機轟炸其陣地，敵自然撤退。衛立煌依計而行，果然一舉攻克松山陣地。
這年夏，楊傑請假回大理為母親辦喪事，臨行時，他向蔣介石說：“我這次回家奔喪，請你不必再派人監視了。”蔣介石說：“並無此事，你不要多疑。”
抗戰勝利的這年10月，在周恩來、董必武等同志領導的中共南方局的關心下，楊傑與譚平山、陳銘樞、王崑崙、郭春濤等人，組織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積極組織、發動民主人士投入反內戰的民主運動。經常召開座談會，座談形勢。董必武同志曾鼓勵說：“你們這個座談會搞得很好嘛!民主的實現，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們交了許多革命的朋友。也是對我們黨的支持嘛!”
蔣介石全面發動內戰後，總參謀長陳誠召集各報社記者談話，污衊共產黨，並說：“只要三個月時間，可以擊潰共軍主力，五年內可以完全肅清殘餘。”事後，重慶報紙記者到楊傑住宅訪問：“楊先生，時局又起了變化、為何不出來做點事呢?”楊答：“我近來多病，精神不佳”。又問：“楊先生每日喜歡念經拜佛，要求長生不老嗎?”楊答：“我不迷信成仙成佛，只求修身養性”。又問：“你看過陳誠將軍對記者的談話嗎？”楊答：“看過了，沒有多大見解，但我的看法，共產黨有廣大的民眾基礎，要三個月打垮共軍主力，五年內肅清是辦不到的，我認為十年打不垮，百年肅不清。”
不久，蔣介石在南京召見楊傑，要其去當雲南省主席，解決龍雲在雲南的地方勢力，他堅決拒絕。蔣又委任他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高級顧問，留在南京，他卻託病養子重慶。至此，更受到特務的監視。在這期間，楊傑常往返於重慶和昆明，與各界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在國民黨軍政界上層人士中進行組織宣傳工作，幫助他們認清形勢，明辨是非，走愛國起義的道路。
1946年，楊傑任《民生報》社長。在這之前，陳庸雅在昆明靈源村黃土坡小電村辦起了《民主報》，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便跟楊傑商量對策。商量結果，將《民主報》改辦《民生報》，以宣傳三民主義為宗旨。經國民黨雲南省政府民政廳同意改名後，原社長陳庸稚改任副社長，張天放改任經理兼編輯，謝爽秋、朱子光、柯逢春等人任編輯，這份報紙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關懷相指導。
1947年底，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社會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國民黨民主派和民主戰士何香凝、柳亞子等在香港召開聯席會議，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次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發表成立宣言，行動綱領、告本黨同志書。楊傑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負責“民革”西南執行部。他對國民黨左派張天放說：“蔣介石是獨夫，非垮不可，反對他的人多得很，我們現在要朝這個方面作工作，多聯繫些人，非把這傢伙打倒不可。”經商量。他們舉辦“雙周聚餐會”，在昆明得勝橋巡津街四餐館借吃飯之名，把有點革命性的人集結起來，進行反內戰演講活動。後來，這個聚餐會發展到一二十桌人。暢傑與張天放便以此為基礎，在昆明組織了萬人大會簽名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聞一多、李公僕、馮索陶、楚圖南等部積極約人參加簽名。大會由張天放擬了一個稿子，經聞一多修改，全文發表在重慶較進步的報紙上。
當時，國民黨內許多人怕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起來，反蔣有所顧慮。楊傑給一些人做工作說：“二十年內不研究世界大戰，因為打大戰要有條件，不是心血來潮，想打就打得起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的國家被削弱，有的國家被打垮，所以短時間內打不起來。”還說：“蔣介石是獨夫，他不垮台我去做和尚，過去的革命過去了，現在重新來。”
1948年底，甘介候在昆明商務酒店召集座淡會，楊傑被邀請出席。在這之前，楊傑的一切活動就引起了美國駐昆領事羅塞爾注意。在這次座談會上，羅塞爾極力讚揚羅隆基和楊傑，並說：“請大家估計一下，今後中國的政局將是哪些人上台當政?比如說楊傑將軍、羅隆基博士怎么樣?”楊傑卻對此毫不動聲色。
淮海戰役結束後，楊傑興奮地在一次演講時說：“徐州是四戰之地，必須是四戰之軍，共產黨方面高級指揮者是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是龍、虎、豹、彪。蔣用劉峙，此人連一條豺狗都不如，哪有不敗之理。”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引退。代總統李宗仁電邀楊傑到南京共商國是。他認為只有走真正民主革命的道路，中國才能真正獨立富強，毅然拒絕與李宗仁合作。
不久，楊傑在中國銀行會議室召開的“雙周座談會”作國際形勢演講。突然，一些“彪形大漢”出現在會場外面，使會場空氣陡然緊張起來，他卻態度從容，聲如洪鐘，佩佩而淡，給大家分析第三次世界大戰目前打不起來的客觀因素。揭露“cc派”特務到處散布大戰就要爆發謊言的陰謀。許多同志替他捏著一把汗，勸他要多加注意。他卻說：“多如牛毛的特務，象蒼蠅一樣地叮著我，他們要殺我，我就是躲也躲不了，怕又何用?但是，我想，正直一點的陸大學生，對我不至下此毒手。”
這年6月，重慶國民黨陸軍大學，在中共地下黨的策動下，經過解放軍“三野”杭鴻模及“二野”陳濟生做工作，陸大教務處處長杭鴻志等積極回響共產黨的號召，準備舉行起義，但感到思想工作艱鉅。杭鴻志原是當年楊傑親自培養的學生，便請楊傑到陸大進行起義的思想動員工作。他首先在陸大教官聯誼座談會上全面具體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出：“有人鼓吹‘三個月消滅共產黨’的大活不僅落空了，反而出現我們有被共產黨消滅的局面。今天，國民黨的軍事由優勢變為劣勢，敗局已定，無法挽救，中國紅是紅定了。”之後，他又在陸大全體教職員及學員動員大會上說，共產黨與老百姓的關係搞得很好，人民解放軍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力量越來越強，由劣勢變優勢，情報工作搞得好，士氣旺盛，所以能打勝仗。等等的話，對重慶陸大人員斷然起義，起了一定作用。
8月1日，楊傑應昆明新聞界編輯人聯誼會的邀請，作了題為“國內外時事分析”的報告。他談到國內解放戰爭時，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國民黨統治區好比一條大蟒，黃河流域是蟒的尾巴，長江流域是蟒的身子和頸子。現在，尾巴、蟒身和頸子都被人民解放軍拿住，只剩下兩隻眼睛，一隻是四川，一隻是廣東。解放軍正向這兩隻眼睛刺去。”這兩隻眼睛是否會起作用呢?他接著說：“四川這隻眼睛第一沒有統帥，現有的將領中，王陵基無實在軍權，大巴山防線左右兩翼之軍潘文華和孫元良都曾做過共軍手下落荒而逃的敗將，不是共軍的對手。鄧錫侯又不願吃眼前虧。胡宗南雖是蔣的嫡系死黨，但他的軍隊在陝西被共軍殲滅和俘虜很多，退守四川的軍隊不會發生很大作用。至於張群更不會披甲上陣，除此之外四川就沒有什麼軍力了。廣東這隻眼睛很空虛，雖有敗兵之將、亡國大夫閻錫山坐鎮，但民心盡失，軍心渙散，等到大軍壓境，這班傢伙非溜不可。”
楊傑的這一切活動受到國民黨特務的跟蹤、監視。但他毫不畏懼，經常在吃過晚飯後出來散步。
中國共產黨對楊傑的安全十分關心，通過潘漢年等通知楊春洲，轉告楊傑迅速離滇赴港，然後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但他考慮在西南策反工作已有了一定的成效，關鍵時刻離開，怕產生不良影響，即回信給楊春洲再次表明個人安危沒有什麼要緊，囑其轉告中共中央，容他暫緩一步離滇。
9月6日，盧漢到重慶見蔣介石。楊傑認為，盧漢不會任蔣介石隨意擺布，也不會改變曾向自己表示待機起義的態度，但盧漢回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進行“九·九整肅”。黑名單里的第一個就是楊傑。他得到訊息後，立即設法擺脫特務的監視，乘機飛往香港。9日，毛人鳳命令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帶領大批特務飛到昆明。當徐的專機降落時，楊傑的班機正好起飛，徐遠舉直接到了沉醉家，轉告了蔣介石、毛人風逮捕楊傑的命令。隨即特務們就湧入楊宅，結果撲了一個空。
蔣介石聽說楊傑跑了，大為震怒。又派毛人風帶著周養浩等趕到昆明，指使特務抄了楊傑的家。從日記、信件中得知楊傑在香港的關係，毛人鳳便急電台灣保密局行動處長葉翔之帶著特務韓世昌等四人趕到香港。19日，他們讓特務帶上事先偽造的一封介紹信，到香港軒鯉詩道260號四樓，見到楊傑。當楊傑正拆信看時，特務便用手槍向他頭部連開兩槍，當即身亡。
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提出的臨時動議，由主席團以大會名義向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和楊傑將軍家屬至唁。在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唁電中說：驚聞楊傑將軍由滇飛港來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途中，遭國民黨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殺，本會議全體同人無不痛悼。楊傑將軍多年來為民主事業奮鬥，久為反動派所深忌，於今竟遭慘禍。本會議全體同人，除一致決議向貴會表示哀悼外，深信楊傑將軍的死，將會更加激勵全國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進行到底，徹底消滅國民黨反動派及其主子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後殘餘統治，建設嶄新的中國，以慰先烈，而安生者，謹電致唁。
這天，解放區各報頭版都報導了楊傑遇害的訊息。新華社在《悼楊傑》的電文中說：“楊傑將軍的遇害不是偶然的。這是中國革命派和反動派生死鬥爭的結果。”“中國人民在為民主事業的奮鬥中，已經流了大量的鮮血，楊傑將軍便是一群先烈中最近的一個。”22日，周恩來在全體會議上做了題為《關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在講到人民民主專政時，再次提到楊傑。他說：“這些反動階級中的重要分子們，決不會甘心失去他們過去的特權，一定要進行陰謀破壞的。最近楊傑將軍的遇害，便是一個例證。”
1950年，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下，楊傑的骨灰運回昆明，葬於西山。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李濟森為楊傑碑題字——《楊傑烈士之墓》。
粉碎“四人幫”後，民革中央副主席吳茂蓀來昆視察民革雲南省委工作時，和省統戰部商量，為楊傑修理了墳墓，並接見了楊傑家屬，給予安慰與鼓勵，勉勵繼承先烈遺志，努力為祖國早日實現四化貢獻力量。
1982年6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同意追認楊傑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