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
中文名稱: 徐向前
又名: 原名徐象謙 字子敬
生 卒 年: 1901～
國別: 中國
生平簡介
徐向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軍事家。原名徐象謙，字子敬。生於山西五台永安村。1917年因貧困失學，當過雜貨店學徒。1919年春考入山西國民師範速成班，受五四運動影響，參加進步活動。1921年畢業後曾在陽曲縣和五台縣河邊村任國小教員，均因向學生宣傳愛國主義、反封建思想，被校方辭退。
1924年4月，考入黃埔軍校第1期。9月被編入孫中山衛隊前往韶關參加北伐誓師。畢業後留校任排長。在校期間，積極參加由共產黨員組織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活動。1925年春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後到國民軍第2軍第6混成旅任教官、參謀、團副等職。1926年11月到武漢後，任南湖學兵團政治指導員。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4月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隊長。曾率學生隊參加反擊叛軍夏斗寅部，後被派往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任司令部參謀。
大革命失敗後到上海，被中共中央軍委派赴廣州，在工人赤衛隊中任第6聯隊隊長，秘密進行起義的組織工作和軍事訓練。廣州起義中率隊苦戰3晝夜，後轉往海陸豐地區，先後任工農革命軍第4師10團黨代表，4師參謀長、師長，與彭湃等領導開展東江武裝鬥爭。
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軍委派往鄂東北，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11軍31師副師長，中共鄂豫邊特委委員，鄂豫邊革命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席。指揮弱小的紅軍挫敗國民黨軍隊發動的3次“會剿”，殲滅大批地主武裝，擴大了武裝割據地區。同年11月，與31師黨代表戴克敏共同總結鄂豫邊鬥爭的經驗，起草《軍事問題決議案》，提出領導邊區武裝鬥爭的方針，運用集中作戰與分散游擊、號召民眾參加紅軍作戰、敵進我退和敵退我進、採取跑圈的形式等游擊戰爭的原則，使鄂豫邊紅軍的建設和游擊戰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30年春，任紅1軍副軍長兼第1師師長。乘軍閥在中原地區混戰之機，率部轉戰於平漢鐵路（今北京—漢口）南段，連克雲夢、光山、羅田等縣城。1931年初，紅1軍與紅15軍合編為紅4軍，任軍參謀長。協助軍長曠繼勛等指揮部隊，在地方武裝配合下，以避強擊弱、聲東擊西、靈活多變的戰法，連續挫敗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的第一、第二次“圍剿”。7月任紅4軍軍長，與政治委員曾中生率部南下，1個月內，連克英山、羅田、浠水、廣濟四城，殲敵7個多團。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兼紅4軍軍長。1931年5月，正當國民黨軍籌劃第三次“圍剿”時，先敵之機，以“飄忽”戰術在外線尋殲敵人，採取圍點打援、誘敵深入、擊敵一路、各個殲滅的方針，組織指揮了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4次進攻性戰役，殲敵正規部隊近40個團6萬餘人，使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的第三次“圍剿”計畫破產，鄂豫皖紅軍至此發展到4萬餘人，根據地也迅速擴大，在26個縣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人口達350萬。在此期間，對張國燾軍事指導的錯誤和“肅反”的錯誤進行了抵制和鬥爭。
1932年10月，由於敵人強大和張國燾戰略指導的錯誤，紅四方面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的第四次“圍剿”，主力2萬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蘇區。在向西轉移中，因敵眾我寡，四面受敵，在鄂陝邊界漫川關陷入困境。他堅決反對張國燾提出的化整為零、分散打游擊的錯誤主張，果斷指揮部隊集中突圍，轉危為安。隨後，他指揮部隊翻秦嶺，涉漢水，越過大巴山，歷盡艱苦，行程1500餘公里，連續擊破國民黨軍10餘萬人的圍追堵截，勝利地進入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區，開闢了川陝蘇區。1933年2月起，採取以逐步收緊陣地為特點的運動戰戰法，取得反“三路圍攻”的勝利，隨後又指揮儀南、營渠、宣達等戰役，並與王維舟率領的川東遊擊軍會合，紅軍由入川時的1.5萬人發展到8萬餘人，川陝根據地人口達400餘萬。1933年11月～1934年8月，指揮所部抗擊國民黨軍20多萬人的“六路圍攻”，採取收緊陣地、節節抗擊、待機反攻、重點突破的作戰方針，取得殲敵8萬餘人的重大勝利。1934年2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在參與領導開創鄂豫皖和川陝蘇區的鬥爭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設人民軍隊的指導思想。堅持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重視紅軍的政治建設，主張大力加強對士兵的階級意識和土地革命教育；倡導紅軍內部發揚民主精神，發揮士兵委員會的作用；主張從嚴治軍，把愛護士兵與嚴格管教統一起來，把民主與紀律結合起來。和紅四方面軍其他領導人共同制定了不拿窮人一針一線、對窮人態度要和藹、積極宣傳紅軍主張、獲得物資要先顧傷員等10項軍紀。並根據各部隊的特點，因勢利導，培養出一批各具進攻、防禦、夜襲、追擊等戰術特長的“拳頭”師團；注重部隊的作風建設，並以身作則，嚴格要求，培養鍛鍊了紅四方面軍“狠、硬、快、猛、活”的戰鬥作風。
1935年春，指揮廣昭、陝南、嘉陵江等戰役後，率部長征。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被任命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參加中共中央在毛兒蓋召開的軍事工作會議，積極擁護中共中央北上創建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會議期間，被增補為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並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授予的金質紅星獎章。會後率右路軍北上，指揮包座戰鬥，全殲國民黨軍第49師，打開了進軍甘南的通道。同年9月，與毛澤東、周恩來、陳昌浩等聯名電促張國燾率左路軍北進。在中共中央和第1、第3軍北上後，積極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和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支持朱德、劉伯承等反對張國燾分裂活動的鬥爭，推動部隊第二次北上。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師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8月再次率軍北上，指揮了通（渭）莊（浪）靜（寧）會（寧）戰役。會寧會師後，10月奉中央軍委命令，率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畫。11月，奉中央軍委命令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率部繼續西進，計畫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據地，待機打開到新疆的通路。西路軍浴血奮戰4個多月，殲敵約2萬人，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但終因敵眾我寡，彈盡糧絕而失敗。根據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與陳昌浩離開部隊，去黨中央匯報。在途中歷經艱險，於1937年6月到達延安。
抗日戰爭爆發後，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被選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會後同周恩來赴太原與閻錫山談判，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8月，任八路軍第129師副師長，參與指揮廣陽、神頭嶺、響堂鋪等戰鬥和晉東南反“九路圍攻”。1938年4月率第129師和第115師各一部進入河北省南部。提出要在平原地區依靠民眾建立“人山”，開展游擊戰爭，同時提出具體的戰術要求和實施計畫，積極組織和發動民眾，擴大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建立統一戰線和抗日民主政權，採取正確的政策，收編和改造各色舊式武裝，反對國民黨頑固派挑動的武裝磨擦，創建了冀南抗日根據地。1939年1月起，參與組織和指揮冀南春季反“掃蕩”。同年6月奉調山東，任八路軍第1縱隊司令員，統一指揮山東和蘇北、皖北八路軍部隊，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多次挫敗日偽軍的“掃蕩”；與此同時，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積極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普遍組織各種民眾性抗日救亡團體，並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1940年底返回延安。1942年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後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華北軍區副司令員兼第1兵團（後改為人民解放軍第18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47年6月，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率主力進軍大別山後，他負責主持軍區的工作，並指揮留下來的少量部隊和地方武裝，於同年年底進行了運城戰役。1948年3～5月指揮臨汾戰役，針對多數部隊剛由各分區地方武裝升級編成、新戰士多、裝備差、缺少攻堅經驗等情況，提出“邊打邊建”的方針，狠抓戰前戰中的訓練和教育，使部隊戰鬥力迅速提高，攻克了設防堅固的臨汾城。6～7月指揮晉中戰役，以巧妙的戰法調動敵人，連續作戰，分批殲敵，以6萬兵力殲國民黨軍10萬，解放縣城14座。1948年10月～1949年4月初，帶病組織指揮太原戰役，任太原前線司令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太原前線總前委書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66～1987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曾與劉伯承共同負責戰略研究工作，並主管空軍、防空軍及民兵工作。在人民解放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和國防建設中，堅持毛澤東建軍思想，堅持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重視部隊和民兵的政治建設，注重軍隊中的人才培養、軍事科學研究和武器裝備的改善。“文化大革命”期間，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1969年夏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在陳毅主持下，與葉劍英、聶榮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國際形勢，為打開對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戰略性的意見和建議。1978～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1983～1987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強調要加強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國防建設要服從國家建設的大局並堅持自力更生的原則，以及實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八屆（十一中全會補選）、第十一、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90年9月21日於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