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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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至始至終都貫穿於比賽之中，從反方的立論直到正方的總結，基本上都是從辯駁對方觀點開始的，在這裡，我只講講被稱為“反駁”的這個專門環節。
從辯論賽的發展歷史來看，早期的辯論賽除開自由辯論以外，全都是陳詞的部分。在這種賽制之下，二辯和三辯的陳詞多半都是有駁有立，反駁這個因素既沒有固定的環節，也沒有固定的辯手來進行操作。巨觀層面的反駁主要針對對方的理論前提、理論背景、定義、邏輯、標準等，而微觀層面的反駁則針對對方的具體論點、論據、遣詞用句等。相較而言，大陸的隊伍主要還是偏向於立，很多時候都只是把對方的問題點到為止，然後就開始“下面我將更深入地闡述我方觀點”;而海外的隊伍則習慣於在某個問題上窮根問底，比較有名的戰例就是“金錢是不是萬惡之源”這場xx年國辯的決賽，馬來亞大學全場始終圍繞“萬”字展開攻勢，最終迫使武漢大學俯首稱臣。
從比賽的進程上來回顧，這兩種作戰方式僅僅是代表兩種不同的操作路線，本身並沒有什麼高下之分，但是大陸隊伍這種重立輕辯的風格，使得比賽的激烈程度和觀賞程度都大受影響。並且隨著海外隊伍實力的逐漸強盛，僅憑理論上的“立”所修建的“連環碉堡式”的壓迫式防禦，大陸的隊伍已經很難在比賽中獲得明顯的優勢。無論是賽制還是參賽隊伍，都有求變求新的要求，於是在99年國辯的時候，整體的賽制出現很大的改變，辯的部分被大大加強，並且出現專門的反駁環節，由自由人來負責。可惜的是時間太短，兩次反駁時間總計只有1分30秒，不管是擺事實還是講道理，都很難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因此在當年的比賽之中，並沒有什麼經典的反駁稿出現。
xx年全辯之時，改革的步伐似乎有矯枉過正之嫌。反駁是個有辯有論的環節，應該說還是很有存在必要的，而在當年的全辯之中，居然取消掉反駁的環節，立論之後直接就是兩輪攻辯，這等於說雙方在理論層面上還沒進行探討和作戰，就馬上在具體事例中開打。不管怎么說，在這兩年的改革嘗試中，辯與論的平衡問題開始受到重視，並且各個環節的專屬性色彩也開始加重，新的比賽模式和操作方法，都正在醞釀之中，無非只是個出現時間早晚的問題。
終於在xx年國辯的時候，儘管賽制重又回歸到99年之前的狀況，但是大家對於比賽環節的理解和操作，已經發生很大的改變。辯與論、攻與守在各個環節中，都有非常清晰的展現，其中比較經典的比賽，當屬武漢大學參加的半決賽和決賽這兩場比賽。在二辯和三辯這兩個陳詞環節中，至少在其中一個環節中進行純粹的反駁，並且明顯加快進攻節奏，陳詞中理論的部分被大大削弱，代之以無盡的事例和戰場，半決賽中袁丁師兄對於成敗與英雄關係的反駁，決賽中余磊師兄經典的15秒×12段，都是非常精彩非常有影響力的反駁稿。
再讓我們把目光收回到金秋賽場上，儘管每一年組織方都會對賽制進行某些改動，但是從來沒有取消過反駁這個環節，由此也就誕生出許多經典的反駁稿。很多人都親身經歷過xx年金秋半決賽時，李小宇盪氣迴腸氣吞鬥牛的反駁，如今這已經成為反駁稿的教科書，有段時間我天天都要背誦幾遍，然後佩服得五體投地自嘆弗如。
好的反駁稿首先是要有時間。如果說立論是3分鐘，反駁應該與之相當，才可能進行針對性的反擊。xx年的金秋把反駁縮短為2分鐘，搞得大家都有點放不開手腳的感覺，最終的結果就是沒有什麼好的反駁稿出現。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也是隨著職業化進程的不斷加深，大家對於辯論的理解和操作都更加成熟和嚴謹，普遍抱著“寧可不說，不可說錯”的態度來準備比賽，反駁的精彩程度自然會打一定的折扣。
其次是要有對方和你配合。回想xx年金秋的決賽當中，法院和信管把立論體系都已做到極至，雙方的立論基本上就是要么不說，要么絕對不給對方留下任何機會，所以雙方的反駁也基本上就是放禮炮，因為沒什麼打擊對象可言——好的反駁稿，要求對方的思維能力不能太高，但也不能太低，講的東西看上去挺有道理，按照平常的思維來看確實就是這樣——比如xx年金秋的半決賽，生科的立論中提到，機遇可以通過靠奮鬥來把握，這個說法可以說是再正常不過的，而李小宇則抓住生科在定義中提到的“機遇是不確定的”，推理出機遇是不能被把握的，由此揭示出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錯誤，一舉突破生科的整個立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