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許應該強調一下，作為北大的學生，進入這個學校後，你首先應該去閱讀和了解這個學校的歷史。這個學校出現過哪些偉大學者，它如何變為今天這樣一所了不起的學校，它的教育哲學是什麼，等等。胡適先生在校園裡沒有塑像，因為他當了國民黨政府的駐美大使，後來又死在台灣；但是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北京大學（他雖是美國一所大學的畢業生，但在北大任教，在北大當校長，在北大名滿天下，所有對北大充滿了感情），無論走到哪兒，一說起北大，他一定要說“我們北大”。本校的一位老教授接受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的採訪時說：“我這一輩子很滿足。全中國最好的地方是北京，北京最好的地方是海淀，海淀最好的地方是未名湖畔，我能在未名湖畔生活一輩子，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未名湖畔的美，並不完全在於它的景觀，還在於那些偉大的學問家、思想家，是他們鑄造了這所學校的偉大風範和偉大品格。前年北大百年校慶時，大家都在爭奪對北大精神的解釋權。北大的精神是什麼？有人解釋說，是愛國主義，這是第一位的，然後是民主、進步；也有不同的見解，我就不同意從這個角度來闡釋。
我認為北大最主要的精神在於對學術自由和人的思想自由的倡導，這是這個學校最偉大的傳統。我們法學樓門前立著一座雕像：馬寅初先生，他就是這種精神的示範者之一。五十年代初，在毛主席倡導的“人多力量大”的觀念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馬老校長公然明確地提出與官方不一致主張，提出所謂的“馬氏人口說”，認為“人多力量大”是錯誤的，人多消費多才是正確的。在被打倒之前的最後一篇文章中，他開頭就說，真理是需要辯論的，是需要對方說話的；但是現在我已經明確地知道，你們要封住我的口，不許我說話。但是，我該說的話，只要一有機會，我還是要表達出來。——就是這樣一種人格魅力，一種追求自由的精神，一種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是我們的學校得以立世的最重要的資本。
大學獨立、大學自治是一種西方的傳統，傳到中國後，它的發育並不容易。中國有悠久的讀書做官的傳統，而且是政教合一的，這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紀，一個追求自由的人也可以兩邊躲藏——得罪了世俗政府，可以躲到教堂里；得罪了教會，可以請求國王的庇護。所以他可以有一個自由的空間。天主教會、羅馬教廷一直是一個強有力的抗衡世俗權力的一個精神組織，這種精神組織對於西方的自由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強有力的一個制度因素。不像我們這兒，自古以來，“一經聖人口，議論安敢到？”剛才我說的李贄，李贄有一個罪名叫“非聖”，對我的老鄉孔子的有關學說提出置疑，不贊成孔子的學說，這就是非聖。但是，贊成或不贊成孔子的學說由誰來判斷？這是個問題。在傳統社會，照例是由世俗權力最高的人來解釋的。今天，在我們國家，這個問題仍然重要。我們憲法規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是，一種觀點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誰說了算？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誰有權誰說了算，兩千年來一直是皇帝說了算，皇帝說你非聖你就非聖，沒有辯護的餘地，在這樣一種傳統下，說實話，大學要獲得一種生存的真正空間並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方最古老的大學都是教會辦的學校，當政教分離時，教會管一個人的精神，世俗的政府只管一個人的行為，也就意味著在一個人的精神領域中，國王的權力不能進入。有一種說法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大學就是這樣。大學的神聖的殿堂，絕對不容許任何世俗勢力指手劃腳，不允許它干涉一個學者的思想自由。一個學者的思想自由是他得於立世的最根本點，如果沒有這個自由，學者便成為行屍走肉。說老實話，學者不怕吃不好，不怕住小房子，不怕坐大汽車，怕沒有自由。可能你們聽說過哈佛大學的校長不買美國總統帳的故事，那個故事典型地體現了大學的尊榮和面對世俗政府的高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