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說，我們都是“將自身與平等自由融匯為一體的人”，但我們在大學工作，都多多少少分享著這樣的關於大學的理想。對在座的一些同事來說，也許對這樣的理想的憧憬，正是你們選擇任職大學的緣由。
然而，毋需諱言的是，在大學任職的外部條件，特別是與個人職業生涯順利與否相關的部分，並未達到這樣理想化的境地。大學是人類的組織，也就具備了社會組織的所有弱點，人性的弱點也必然導致大學職業生活要面對的種種不公。代表了人類未來、良知、公正、平等和其他各種追求的大學理想，是由生活在充滿了短視和不公的環境中的大學領導者、教師和其他同事的具體活動來達成的。這是每一位剛剛步入大學之門的同事，從一開始就要準備面對的。
對於教師來說，這樣的矛盾，由於現代大學中教師職業互相矛盾的雙重要求而被強化了。
學者職業化導致了這樣一種局面，即只有在大學和研究機構裡面從事的工作，才被同行承認為是學術的工作。對學術創造的願望，促使我們在大學裡找一份教書的工作。結果，就難免要遇到大學制度的一個內在矛盾。在現代的學術體制下，學術越來越變成一個從業者集團內部的自足的行為，衡量一個學者學術貢獻的大小，成為學術共同體內部相互承認的過程，而這個共同體的評價，決定了我們能否當一個好學者。要當一個好學者，一定要有好的學術思維的能力，而學術思維的本質，就是在深刻理解學術史和嚴格遵循學術規範基礎上的知識創造。從這個角度講，學術就是“反常識”。證明自己是一個好學者的標誌，是看一位學者在學術上有沒有思想的創造，有沒有“反常識”的發明。而另一方面，作為一位大學教師，其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把常識教授給學生。
這樣一來，在做一個好教師和當一個好學者之間，存在著非常大的、不容易克服的鴻溝。學術創造與知識傳授，需要的是兩種很不相同的秉性，一個人是很難同時完美地具備這兩種秉性的。我們因為熱愛思想創造而來到這個大學，而且也可能有很好的從事學術創造的才能，但如果要長期擁有從事學術創造的資格，就必須同時具備另外一種不同的才能，即能夠通過常識的傳授，將一大堆聰明、好學、有知識準備但不懂學術思維的腦袋，訓練得具有學術思維的習慣。
1919年，德國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做了題為“以學術為業”的演講，這是一次學術史上不朽的演說，其中有這樣兩段話：
大學教師中誰也不願意回憶那些有關聘任的討論，因為他們很少有愉快的經歷。……大家必須明白，如此多的學術前程操於命運之手這個事實，其根源不僅在於集體決定這種選拔方式的不恰當。每一位受著感情的驅策，想要從事學術的年輕人，必須認識到他面對的任務的兩重性。他不但必須具備學者的資格，還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師，兩者並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個人可以是一名傑出的學者，同時卻是個糟糕透頂的老師。
學術生涯是一場魯莽的賭博。……你對每一個人都要憑著良心問一句：你能夠承受年復一年看著那些平庸之輩爬到你頭上去，既不怨恨也無挫折感嗎？當然每一次他們都會回答說：“自然，我只為我的天職而活著”。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無動於衷地忍受這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