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教師和職員，學校還期待著我們為大學爭取更多的榮譽。19世紀以後，學術成為一種職業。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遵守職業的規範，而榮譽變成了一種衡量職業(而不是學術本身)是否成功的外在標誌。在學術職業化的背景下，有了榮譽，就可能意味著有機會為學校爭取更多的資源。但是在內心深處，我們必須明白，這與自己學術工作是不是有價值，是沒有必然關係的。我們在學術上是否成功，在於看下一代學者會不會引用我們的東西，在他們眼中，這些東西有沒有價值。用數字來說明問題、來衡量每個人的水準，是具有破壞性的。太過看重榮譽，孤獨思考的時間就會減少。但另一方面，生活在大學裡，我們好象就有為大學爭取榮譽的責任，而偏偏爭取外在的“榮譽”本身，就是違背“大學精神”的。這也是現代社會的悖論。
這樣以來，任職於大學者，特別是其中的學者，就有了雙重的責任。一方面，我們要守護大學的本職和精神，努力改變各種不利於文化和教育長遠發展的制度和規矩。我們正處於一個大變革的制度重建的年代，這樣的工作，無疑是時代對於大學的要求之一，也是我們在大學工作的理想。但另一方面，作為一位普通的教職員，我們又要遵守既有的制度和規矩，在現有體制下為個人和學校爭取更多的榮譽。
我個人的體驗是，只有在嚴格遵守既有制度，在現有體制下做得比周圍的人更好的前提下，我們才有資格討論改革體制和改善制度的可能。只有遵循目前的規矩而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績，我們提出的改變現狀的願望和方案，才會被正確地得到理解，大家才會相信，我們提出這樣的要求，真的是出於對教育、文化和學術長遠發展的責任，是為了守護大學這個人類精神生活的家園，而不是出於一己之私。在這個校園工作、生活了幾十年，我看到的情況是，對各種不合理的制度和舉措提出批評建議，且能被接受並取得成效者，往往都是在原有的體制下就做得比別人更好的人。
我是學歷史的。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深深地慶幸自己能夠生活在這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過去30年間，我們所經歷和體驗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巨大變化，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親歷這樣的歷史，對中國社會的研究者來說，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正是由於社會的迅速轉型，我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正日益多元化，大學的職業生活也因此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和困惑。今天在這裡如實地描述自己的體驗和感覺，是想告訴諸位，真正的解決之道，是要讓我們的視野更加博大，思想更加深刻，心靈能夠容納更多的矛盾，是自我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