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工作離不開開會，但是開會是一門大學問。一百年前，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曾痛感中國人缺乏組織習慣和團體生活的訓練，他曾說到：“我們中國人還不知道怎么開會，以至於我始終制訂不出正確的決策”。他認為要行使民權，必須從如何開會的基本功學起。為此，中山先生在1917年專門出版了一本《民權初步》，內容包括如何動議，如何提案，如何討論，如何表決，如何維持會場秩序，等等，共五卷、二十章、一五八節，全部是關於怎么開會的。他在自序中說：“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又非從集會不為功。是集會者，實為民權發達之第一步。然中國人受集會之厲禁，數百年於茲，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會之原則，集會之條理，集會之習慣，集會之經驗，皆闕然無有。以一盤散沙之民眾，忽而登彼於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以。所謂集會，則烏合而已。”
孫中山是我國會議學的發軔者。然而他關於會議論的思想的重要性和建設性幾乎沒有被研究者意識，大多數人在《民權初步》中唯讀出了“訓政論”，卻忽視了“會議論”，而會議論的實質就是保障民權的“過程控制”。
中山先生的《民權初步》，絕對不是小題大做。政治民-主的理念固然很好，但是要變成現實，必須通過“過程控制”來實現，必須從細節抓起。據說，中山先生寫《民權初步》，很大程度上參考了《羅伯特議事規則》(robert?蒺srulesoforder)。該書最初是美國人亨利·馬釘羅伯特在1876年寫的，他在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中，痛感人們總是爭論不休，沒有統一的議事規則，難以形成決議，於是他研究已有的各種議事程式，探索這些程式的邏輯，為什麼要這樣規定，如果不這樣規定會產生什麼結果。經過幾年努力拿出一部議事規則，後來一版再版，成為美國人開會的標準手冊。裡面的無數規則看似繁瑣，卻是西方世界在長期的民-主實踐中不斷積累和提煉出來的，體現著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對公平和效率的兼顧，對程式和權利的尊重。中山先生把這套規矩引進中國，意在為民權的保障和民-主理念的具體實現和操作提供一套遊戲規則。所以他特彆強調：“此書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流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
毛澤東十分重視開會的效率與改革。他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批評不僅文章里有黨八股，開會也有。他批評道：“‘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假使每處每回無大無小都要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式，不也就是黨八股嗎?在會場上做起‘報告’來，則常常就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講好像對人不起。總之，不看實際情形，死守著呆板的舊形式、舊習慣，這種現象，不是也應該加以改革嗎?”針對會議檔案和決議，他還專門寫道：“事實上，你們只要瞧一瞧我們的傳單、報紙、決議和提綱，就可以看到：這些東西常常是用這樣的語言寫成的，寫得這樣的艱深，甚至於我們黨的幹部都難於懂得，更不用說普通工人”。
開好調查會是毛澤東最為倡導的一個理論聯繫實際、深入民眾的一個科學方法。他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稱讚：“這是比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毛澤東對此還提出了十分具體、細緻的規範意見。他指出，為了達到調查所預期的目的，一方面，要請那些深切了解社會經濟情況且有代表性的人參加調查會。從年齡上看，老年人最好，因為他們有豐富的經驗;有鬥爭經驗的青年人也要，因為他們思想進步，目光敏銳。從職業上看，各行各業包括工人、農民、商人、知識分子、士兵，甚至流氓都應該成為調查對象，要根據所調查的問題請有關人士參加。從人數上看，參加調查會的至少要3人，多則可到10—20人。因為人數太少會囿於見聞，使了解的情況不全面;人數太多又往往使會場不容易把握，要根據具體情況具體確定。另一方面，調查者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質和理論水平。調查者要親自擬定大綱細目，親自主持會議，親自提出問題同與會者展開討論，親自作會議記錄。為了做好調查工作，調查者應有滿腔的熱忱，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有求知的渴望，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這樣調查會才能有的放矢，準備充分。毛澤東還有一篇《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專門談到黨委會上如何提出問題，互通情報，起草的檔案成熟後再下發，對情況和問題有基本的數量分析，還要事先“安民告示”，告知要討論和解決什麼問題，會議不要開得太長，決議草案應當簡明扼要等等。一個偉大的戰略家、政治家對會議的細節、規範是何等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