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 唐律雖被認為是我國古代法律之最善者，其內容還被唐後各代大量沿用，但唐後也不無變革。變革主要表現在體例、一般原則、罪名和法定刑四個領域。究其變革原因主要有社會情況變化、立法經驗結果和立法技術提高三個方面。這種變革只是在唐律基礎上的部分變革，因此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唐律對後世立法影響之深遠。
唐律雖被認為是我國古代法律之最善者，其內容還被唐後各代大量沿用，但也不無變革。此處以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三部典型法典為比較對象，探索它們對唐律的主要變革及其原因。
一、體例的變革
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在體例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變革，主要是：
1.卷條的變革 卷條是我國古代法典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卷條數的多少可從一個側面反映法典內容的繁簡。一般來說，多易繁，少則簡。唐律在唐太宗貞觀定本時為五百條、十二卷。《舊唐書·刑法志》載：“（房）玄齡等遂與法司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這一卷條數比以往之律大為減損，故《舊唐書·刑法志》說，凡削煩去蠹者“不可勝紀”。唐高宗永徽三年（651）詔長孫無忌等撰編律疏，《唐律疏議》，即為三十卷，條數依舊。宋刑統為五百零二條、三十卷。第五百零二條是把唐律的職制律與斗訟律中各一條分為二條，此與現傳《唐律疏議》一致。宋刑統在卷條安排上與唐律的主要區別是，變動了一些卷中的條目數。變條數的卷有五，占總數的六分之一。變動情況有三：一是移唐律上卷中的條目至下卷。“唐律卷一凡七條，刑統移末條入第二卷。”①二是移唐律下卷中的條目至上卷。“唐律卷三凡一十條，刑統移前四條入上卷。”②還有卷九、十也有類似情況。三是移唐律同一卷中的至上、下卷兼有。“唐律卷二凡十一條，刑統前移入上卷一條，後移入下卷四條。”③卷條的位移，說明卷中的內容有變，宋刑統就是如此，下文會涉及此問題。
大明律雖仍為三十卷，但僅有四百六十條，比唐律少四十條。不僅如此，在卷條的分布上，大明律也與唐律有較大的區別。大明律的名例律為一卷，四十七條；唐律則為五卷，五十七條。大明律的其它二十九卷、四百一十三條由六律分割，唐律的其它二十五卷、四百四十三條則被十一律分享。從這一區別也可見大明律在體例上與唐律有較大區別。
大明律例卷條情況更接近於大明律。它有四十七卷、四百三十六條。這四十七卷除增加了律目、圖、服制、總例、比引條例等共十一卷外，還把大明律中的一些卷一分為二，如名例律在大明律為一卷，而大清律例則為二卷。其條數比大明律的少二十四條。其中，吏律少四條，戶律少十六條，兵律少四條。
從以上三部法典的卷條狀況來看，宋刑統與唐律的差異很小；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比較接近，而與唐律有一定距離。
2.篇目結構的變革 唐律的篇目結構比較簡單，僅分為十二篇，分別是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和斷獄等篇（律）。以後唐高宗時撰修的《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議》，只是在律條後附以“疏議”，起到闡發律意，使人明了的作用，並無更複雜的內容。
宋刑統的篇目結構與唐律有異，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在篇中分門，每一門中含有數條律條。共有二百十三門。《玉海·卷六十六》載：宋刑統有“二百十三門，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條”。門的具體分布情況是：名例律有二十四門，衛禁律有十四門，職制律有二十二門，戶婚律有二十五門，廄庫律有十一門，擅興律有九門，賊盜律有二十四門，斗訟律有二十六門，詐偽律有十門，雜律有二十六門，捕亡律有五門，斷獄律有十七門。其次，在律條後附以令、格、式、敕條和起請等法條。宋刑統是宋代刑律統類的簡稱，故除律條外，還附有上述一些法律形式中的相應條款。《玉海·卷六十六》載：宋刑統有“疏令格式敕條一百七十七，起請條三十二。”唐律則無，只是在“疏議”中引用令、格和式的某些條文，來說明律條的內容，與宋刑統另附在後並成一種綜合性法典的形式不同。最後，唐律中的“疏”與“議”總是連在一起，不單獨存在。宋刑統則常把“疏”與“議”分列，各自闡述自己的內容。其中，“疏”的內容為律條文，“議”的內容為解釋文。後者更近似唐律中的“疏議”。《宋刑統·擅興律》“私有禁兵器”門的“疏”說：“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注云，謂非弓、箭、刀、楯、短矛者。”此與律條無異。“議”說：“私有禁兵器，謂甲弩、矛矟、具裝等，依令私家不合有”。此是對“禁兵器”的解釋。儘管宋刑統的篇目結構與唐律有異，但總體結構仍無重大變化，仍為十二篇，連篇名及排列順序也與唐律同。
大明律篇目結構的變化較宋刑統要大。因為，它打破了唐律十二篇目的框架，仿效元典章，改用七篇，除首篇仍為名例外，其餘六篇均按中央六部官制編目，分別為吏、戶、禮、兵、刑、工。故近代學者沈家本評說：大明律“以六曹分類，遂一變古律之面目矣。”④此外，大明律還模仿宋刑統篇下分門的做法，在除名例以外的其它六篇中皆設若干目，並在每一目中又含若干律條。目的分布情況是：吏律中有職制和公式兩目，戶律中有戶役、田宅、婚姻、倉庫、課程、錢債和市廛七目，禮律中有祭祀和儀制兩目，兵律中有宮衛、軍政、關津、廄牧和郵驛五目，刑律中有賊盜、人命、鬥毆、罵詈、訴訟、受贓、詐偽、犯奸、雜犯、捕亡和斷獄十一目，工律中有營造和河防兩目。一目為一卷。每目中的律條不等，如吏律職制目中有十五條，而公式目中卻有十八條。
儘管大清律例比大明律少了二十四律條，但篇目結構仍襲大明律而成，變化甚微，主要是：一是在律條後附了例條，有的數量還較多，超過律條。如《大清律例·名例律》的“五刑”條，律條僅為六條，而附例文十八條，大大多於律條。二是在律條中附有注。此注的作用類似唐律中的“疏議”。如“五刑”條規定，“贖刑：納贖，收贖，贖罪。”在納贖後有註：“無力依律決配，有力照律納贖。”在收贖後有註：“老幼廢疾、天文生及婦人折杖，照律收贖。”在贖罪後亦有註：“官員正妻及例難的決並婦人有力者，照律贖罪。”經過“注”的說明，把納贖、收贖和贖罪都區別開了。
以上三部法典的篇目結構顯示：宋刑統雖有改變之處，但仍離唐律不遠；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十分靠近，但均離唐律較宋刑統為遠。
法典的體例只是法典的外在表現形式，但卻與法典的內容息息相關，可直射內容的輪廓。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對唐律體例的改動程度，與它們對法律內容的改動程度一致。
二、一般原則的變革
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與唐律一樣，都把一般原則規定在名例律中，但它們又對其中的一些內容作了改革，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取消一些原則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取消了唐律規定的一些原則。《唐律疏議·名例》“皇太子妃”、“官當”、“除免比徒”等條規定的一些原則均被廢除。其中，有的是因為已被其它規定所取代，如“皇太子妃”條中確定的“上清”已被“取目上裁”等規定代替，已沒有存在的必要；有的是因為它們的存在易起反作用，如“官當”條規定以官品代罰的原則不利於治吏，故棄而不用；有的是因為不適時，如“除免比徒”規定以除名、免官比照徒刑的原則已不適應明、清的情況，所以也在廢除之列。
2.合併一些原則 宋刑統、大明律與大清律例還合併了唐律規定的一些原則。《宋刑統·名例律》“老幼疾及婦人犯罪”條把《唐律疏議·名例》“老小及疾有犯”和“犯時未老疾”兩條中規定的原則都歸併在一起，既規定各種老、小和疾人員犯罪可享受贖、上清、不加刑等特殊處理方法及不適用這些附加條件，又規定了老疾人員犯罪時年齡、條件的折算方法。大明律與大清律例都把《唐律疏議·名例》中“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和“死刑二”五條，合併為“五刑”一條，內容基本相同，都規定唐律中五刑的刑種、刑等等。經過合併，唐律中一些較為相近的內容都集中在一起，這樣既避免了條目內容分散的情況，又可使閱律者便於查找。
3.修改一些原則 唐律在名例律中規定的有些原則還被大明律、大清律例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首先，續用原律條名，但改動其中的某些內容。大明律和大清律都在名例律中設立“無官犯罪”條，與唐律同，但內容有別。《唐律疏議·名例》“無官犯罪”條規定：“諸無官犯罪，有官事發，流罪以下以贖論。卑官犯罪，遷官事發；在官犯罪，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論，餘罪論如律。其有官犯罪，無官事發；有蔭犯罪，無蔭事發；無蔭犯罪，有蔭事發：並從官蔭之法。”由於明代不用官蔭法，故《明律·名例律》“無官犯罪”條刪去有關官蔭的規定，為此薛允升有過評論。他說：大明律的“無官犯罪”條“與唐律略同，惟明代並無用蔭之法，故律無文。”⑤大清律例除續大明律的修改外，又作進一步改動。《大清律例·名例律》“無官犯罪”條規定：“凡無官犯罪，有官事發，犯公罪要在處笞、杖以上的，才可“依律納贖”；“在任犯罪，去任事發”，犯公罪須處笞杖以下的，也要“依律降罰”等，均與大明律有異。還有“以理去官”等條也屬此種情況。其次，律條名與內容均有變改。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皆在名例律中沒有“親屬相為容隱”條。與此條對應的是唐律中的“同居相為隱”條，除條名有異外，內容也有所變動。《唐律疏議·名例》“同居相為隱”條規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訊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明律·名例律》“親屬相為容隱”條擴大相隱範圍，把“妻之父母、女婿”也列入大功相隱範圍，對此薛允升也有評說。他說：大明律的規定“與唐律大略相同，惟妻之父母之女婿緦麻服也，而與大功以上同律，唐律本無此層。”⑥大清律例的規定同大明律同。還有大明律與大清律例中“立嫡子違法”、“賦役不均”等條也屬此類情況。
4.增加一些原則 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取消、合併、修改了唐律的一些原則外，還增加了一些新原則。宋刑統通過“議”的形式，把原來唐律所沒有規定的內定，穿插在法典中。這種情況在宋刑統名例律中非是個別，在此僅能舉例說明。《唐例疏議·名例》“稱反坐罪之等”條規定：“諸稱‘反坐’及‘罪之’、‘坐之’、‘與同罪’者，止坐其罪；稱‘準枉法論’、‘準盜論’之類，罪止流三千里，但準其罪：並不在除、免、倍贓、監主加罪、加役流之例。稱‘以枉法論’及‘以盜論’之類，皆與真犯同。”《宋刑統·名例律》“雜條”門不僅照用唐律的規定，還用“議”規定了新內容：“反坐、罪之、坐之、與同罪，流以下止是雜犯，不在除免、加役之例。若至絞，即依例除名。”“七品以上犯在枉法，仍合減科。男夫犯準盜，仍合用蔭收贖。”“稱以盜、以斗減一等，處同真犯。”吳興、劉承乾在校勘宋刑統與唐律以後也認為，以上內容“唐律無。”實屬新增而為。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則在名例律中增加專條，增添新原則。此兩律均新設“職官有犯”。“天文生有犯”條，對文職官與天文生的犯罪，作了新規定，採用特殊處理方法，皆為唐律所無。還有“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犯罪得累減”等條，也是如此。
法典中一般原則的規定至關重要，一方面，它是國情的變化和立法指導思想的直接反映，它的改變意味著國家形勢和統治階級的治國政策也隨之有變。另一方面，它是法典內容的核心，它的改變也必然會導致法典內容的變化。宋刑統、大明律與大清律在不同程度上對唐律一般原則的改變，不僅告訴人們宋、明、清與唐的情況與國策不同，也預示它們在內容上會有不同程度的變革。
三、罪名的變革
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例與唐律一樣，都是刑法典，罪名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它們除了大量襲用唐律規定的罪名外，還對其中的一些作了變改。變改情況主要有以下四大類。
1.改變罪名 這是指改變唐律設定的一些罪名。其中，主要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原罪名的內容基本沒變，但稱謂有變；二是原罪名的稱謂沒變，內容有變。宋刑統在名例律的“十惡”中把唐律的“大不敬”罪名改為“大不恭”。原因是為了避諱。“宋避翼祖諱，易‘敬’字作‘恭’”。⑧但內容仍依舊。宋刑統還擴大“惡逆”罪的範圍，把道士、女冠和僧、尼殺師主行為也歸入此罪。《宋刑統·名例律》“雜條”的“議”規定：“殺師主入惡逆”。此被認為是“唐律無。”⑨純屬宋刑統之為。大明律與大清律例也有上述情況。大明律、大清律例與唐律一樣，都設有“詐為制書”罪，但內容有別。區別有二：一是後者的用刑重於前者，用斬代絞；二是後者無“口詐傳”的內容（前者有），僅指制書詐傳。大明律與大清律例還都設定“不應為”罪，與唐律的“不應得為”有一字之差，但內容無別。
2.歸併罪名 這是指把唐律中兩個或兩個以上罪名歸併為一個罪惡名。這種情況在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都有。宋刑統由於採取了篇下分門的形式，一門中往往有數條律條組成，罪名也隨之合幾為一，故歸併罪名的情況在宋刑統不屬個別，在此僅舉一例證之。《宋刑統·戶婚律》“脫漏增減戶口”中規定的脫漏增減戶口罪是把《唐律疏議·戶婚》中“里正不覺脫漏增減”、“州縣不覺脫漏增減”和“里正官司妄脫漏增減”三條中規定的里正、州縣不覺脫漏或妄脫漏增減戶口三罪合為一體而成，內容基本沒變，都把里正、州縣官脫漏或增減戶口的行為作為懲治對象。大明律與大清律例的律條皆少於唐律，其中有一部分也是採取歸併方式，故也存在歸併罪名情況。如《明律·職制律》“棄毀制書印信”條規定的充毀制書印信罪是《唐律疏議·雜律》中“棄毀符節印”、“棄毀制書官文書”、“官物亡失簿書”和“亡失符節求訪”四條中規定的棄毀符節印罪、棄毀制書官文書罪，官物亡失簿書罪和亡失符節求訪罪等組合而成，內容相差不大。對此，沈家本說：“唐目‘棄毀符節印’、‘棄毀制書官文書’、‘官物亡失簿書’、‘亡失符印求訪’四條，並在《雜律》中，明並為一條，改入此律（職制律）。”⑩罪名者因此相應合併。大清律例的此條情況同大明律。歸併以後，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的一些罪名外延擴大，內容也相應增加。同時，罪名數量也跟之減少。
3.增加罪名 這是指增加了些唐律所沒有的罪名。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根據本朝代的統治需要，增加了些唐律沒設的罪名。從這些罪名的內容來看，主要是調整經濟民事法律關係和打擊有損****統治的行為兩大類。《宋刑統·戶婚律》的“戶絕資產”、“死商錢物”和“典賣指當論競物業”條皆是新增。《刑統跋》說：這些條目都屬“唐律無”。⑾其中的內容均與經濟民事法律有關。大明律與大清律例一方面增加一些有關調整經濟民事法律關係的內容，如它們均在戶律中新增了“鹽法”、“私茶”、“匿稅”等條，嚴禁私營鹽、茶和匿稅不納等行為，違者都要受到處罰，以此來保證國家對鹽、茶的專營和稅收的收入；另一方面還特別增添了一些有關打擊有損於****統治行為的內容，僅在吏律中就設有“大臣專擅選官”、“文官不許封公侯”、“擅勾屬官”、“奸黨”、“交結近侍官員”等條，對官吏的活動作出新的限制，並懲治違犯者，以此來強化****統治，維護皇帝對國家的絕對控制權。經過增加罪名，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內容得到了更新。
4.棄去罪名 這是指棄去唐律規定的一些罪名。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還把唐律中規定的一些罪名棄而不用。宋刑統的內容基本同於唐律，棄去唐律罪名屬於個別情況。《宋刑統·詐偽律》“詐欺官私取財”門把《唐律疏議·詐偽》中“詐取官私財物”、“妄認良人為奴婢部曲”和“詐除去死免官戶奴婢”條中規定的罪名集於一體，獨不見“詐為官私文書及增減”條中規定的罪名。大明律與大清律例棄去唐律的罪名較宋刑統為多，僅在戶婚律中就有不少。《唐律疏議·戶婚》“賣口分田”、“妄認盜賣公私田”、“盜耕人墓田”、“里正授田課農桑違法”和“應復除不給”等條中規定的一些罪名，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已刪去不用。
罪名是唐律和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罪名的變化標誌著這些法典內容的變化，而且罪名變化得越多，內容也就變化得越大，這是一種正比關係。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通過改變、歸併增加及棄去唐律罪名的方式，變革自身的內容。其中，宋刑統的變革的幅度不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變革幅度較宋刑統為大，變改的罪名較宋刑統為多。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改革唐律內容方面，步子邁得比宋刑統要大。
四、法定刑的變革
法定刑亦是刑法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刑法法條皆有罪名和法定刑兩大部分構成。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變革唐律罪名的同時，還變革了其中的一些法定刑，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換刑 就是用唐律規定的五刑中的某種刑罰取代其它刑罰或用其它制裁方式換代五刑。宋刑統與大清律例中都有換刑的規定。宋刑統有關於折杖法的規定，即用杖刑來代替除死刑以外刑罰的執行。《宋刑統·名例律》“五刑”門對摺杖法作了具體規定。適用折杖法的也不乏其例。《宋刑統·廄庫律》“故殺誤殺官私馬牛並雜畜”門規定：故殺官私馬牛者“決脊杖二十，隨外配役一年放”；故殺官私馳騾驢者“決脊杖十七放”等。大清律例中有用罰俸代笞的規定。《大清律例·名例律》“文武官犯公罪”條規定：“凡內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該笞者，一十罰俸一個月，二十、三十各遞加一月，四十、五十各遞加三月。該杖者，六十罰俸一年”。“文武官犯私罪”條也有類似規定。此外，大清律例中還有用鞭責代笞杖的，條件是旗人犯罪。《大清律例·名例律》“犯罪免發遣”條規定：“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數，鞭責。”唐律中無這些換刑的規定。宋刑統、大清律例通過換刑，把原五刑的執行靈活化了，儘管它有一定的條件限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靈活也是對五刑制度的一種變革。
2.兩刑同罰 就是把兩種刑罰同時適用於一種犯罪。唐律僅在個別情況下使用兩刑同罰，大明律與大清律例則廣泛使用兩刑同罰，其中最為常見的是徒、流中加杖。《清史稿·刑法志》載：大明律規定“徒自杖六十徒一年起，每等加杖十，刑期半年，至杖一百徒三年，為徒五等。流以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為三等，而皆加杖一百。”具體適用的犯罪也不少，在此僅舉一例。《大明律·刑律》“誣告”條規定：“若囚已決配，而自妄訴冤枉，摭拾原問官吏者，加所誣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清律例中有關徒、流加杖的規定與大明律同。此外，還有刺字與徒、流並用的。大明律與大清律例都在刑律的“白晝搶奪”條中規定：凡“白晝搶奪人財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傷人者，斬。為從各減一等。並於右小臂膊上刺搶奪二字。”兩刑同罰的廣泛使用，改變了唐律一罪一罰的定製，亦是對唐律法定刑的一種變革。
3.增加新刑種 唐律的刑罰以五刑為主，另附以沒官、連坐等。唐後在此以外，另增加了一些新刑種，主要有：
①杖死。這是一種用杖處死罪犯的行刑方式。唐律規定死刑為二，即絞和斬。宋刑統認可杖死也為死刑。《宋刑統·名例律》“五刑”門準“十惡中惡逆以上四等罪，請準律用刑，其餘應合處絞、斬刑自今以後，並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
②刺字。這就是過去的墨刑。唐律廢而不用。大明律與大清律例中皆有關於使用刺字的規定，主要適用於一些與盜有關的犯罪。大明律與大清律例均在刑律的“竊盜”條規定：竊盜“得財以一主為重，並贓論罪。為從者，各減一等。初犯並於右小臂膊上刺竊盜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
③充軍，這是一種將重犯押至邊遠地區服若役的刑罰。它常適用於一些死罪減等者，用刑很嚴。《明史·刑法志》載：“明制充軍之律最嚴，犯者亦最苦。”大明律與大清律例中都有關於充軍的規定。《大明律·名例律》“殺害軍人”條規定：“凡殺死軍人者，依律處死，仍將正犯人余丁抵數充軍。”充軍還有與杖並用的。《明律·兵律》“宮殿門擅入”條規定：“入皇城門內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大清律例對充軍作了規範的規定，內容包括充軍的里程發遣部門等。《大清律例·名例律》“充軍地方”條規定：“凡問該充軍者，附近發二千里，近邊發二千五百里，邊遠發三千里，極邊煙瘴俱發四千里。定地發遣充軍人犯，在京兵部定地，在外巡撫定地，仍抄招知會兵部。”律中多處適用充軍。《大清律例·戶律》規定：“詐稱各衛軍人不當軍民差役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其它的不再贅列。
④凌遲。這是一種用刀臠割罪犯使其慢慢痛苦死去的酷刑。此刑在遼時入律，明清都沿用，適用於一些最嚴重的犯罪。《大明律·刑律》“謀反大逆”條規定：“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殺一家三人”條規定：“凡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凌遲處死”。大清律例的規定與以上同。
此外，還有梟首等，在此不一一羅列。以上這些刑罰皆為唐律無，也不列入五刑範圍，成為一種五刑之外的律中之刑。為此，薛允升很不滿意。他說：“唐律無凌遲及刺字之法，故不載於五刑律中，明律內言凌遲、刺字者指不勝屈，而名例律並未言及，未知其故。”“復梟首、凌遲之刑，雖日懲惡，獨不慮其涉於殘刻乎。死刑過嚴，而生刑過寬，已屬失平”。⑿
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對唐律刑制的改革不僅在某些方面已突破了唐律的框框，還有用刑漸重之勢。除折杖法外，無論是兩刑同罰，還是增設的新刑種，均酷於唐律規定的五刑。用刑是用法的測量計，用刑漸重直接反映用法的加重。它可幫助人們知曉宋、明和清刑事立法的概要和趨勢。
五、變革的原因
法律既屬上層建築，又是國家意志，它的變革必有多種原因，唐後對唐律的變革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
1.社會情況的變化 法律是一種應時性很強的統治工具，社會情況的變化是對其進行變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法律不適時，就會變成具文，失去它應有的作用，這是任何統治階級都不會袖手旁觀的。唐律的內容雖然很周全，集了古者立法之大成，但是唐後的社會情況發生了變化，其中的有些內容不同程度地落後於現實，有的甚至已無存在的意義。因此，當時的統治者便本能地運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立法權，刪改損益唐律的內容，制訂新律，以滿足自己的統治需要。在這方面，有關經濟民事方面的內容十分典型。唐律定本於唐前期，其中有關經濟民事的規定以當時施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為出發點，並以維護、執行這些制度為目的。可是到了宋、明、清，一方面均田制與租庸調製早已廢除，另一方面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發展，資本主義萌芽也已露頭，唐律中原有的一些規定顯然已經過時。因此，大明律與大清律例都刪去了唐律規定的“賣口分田”、“妄認盜賣公私田”、“盜耕人墓田”、“里正授田課農桑違法”和“應復除不給”等條目，廢棄其中無用的內容。同時，根據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還新增了一些調整經濟民事法律關係的內容，打擊破壞經濟秩序和有損正常民事活動的犯罪行為。宋刑統增設“戶絕資產”、“死商錢物”和“典賣指當論競物業”條中的一些內容都直接有助於調整公民的財產關係，以適應當時日益發展的繼承和典賣問題的需要。大明律與大清律例還特別設立“鹽法”、“私茶”和“匿稅”等條，確立國家對鹽、茶等的專管和對稅收的嚴格控制嚴懲違犯鹽、茶法和稅收規定的犯罪行為，維護當時的經濟秩序。這些都是唐後社會的必然產物。唐律制訂時，還沒有這樣的歷史條件，也不可能有這樣的內容。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對唐律其它一些內容的變革也都與社會情況有極大的關係，在此不一一列舉。
2. 立法經驗的結累 立法是一種國家職能。法律由統治者主持制定，因此他們的立法經驗對立法內容的關係極大，它也是法律變革的一個重要原因。宋、明和清前期的統治者注意總結前人立法之得失，並根據本朝代的特點，變改唐律一些內容，使之更好地為己所用。我國早在西周時就有“三典”之說。《漢書·刑法志》載：“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但以後的立法實踐所產生的效果卻各不相同。商鞅用重法，秦國大振。秦朝用重法，二世而亡。漢、唐初用輕法，得人心，國興民安。南朝梁武帝用輕法，“每年數赦，卒至傾敗”。⒀宋、明和清前期的統治者總結了前人用法的經驗和教訓，並正視了自己所處的歷史條件，認為雖是新邦，仍需用重典。歷史上也有他們用重典治國的記載。《宋史·刑法志》載：“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這在宋刑統中亦有反映，用杖死這一酷刑就是一個方面。朱元璋執政後，也主張用重典。他曾說：“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⒁“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⒂大明律正是這一思想的體現者，故新增之刑無一輕於五刑，且全為酷刑。大清律例與大明律相差無幾。因此，薛允升在比較了唐、明律後認為，大明律有重其所重之處。其實，這一“重”正是明初的統治需要，因為任何法律都是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大明律重典治國，明初的政權會得到鞏固並在以後一段時間裡社會會有較大發展嗎？從這種意義上說，大明律相對當時的社會條件而言，不能簡單理解為“重”，而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否則，歷史將會改寫。當初用重典，既是統治者的一種策略，也是他們總結和借鑑前人立法經驗的結果。
3.立法技術的提高 立法是一個把統治階級意志和願望上升為法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立法技術很重要。高的立法技術，可使制訂的法律準確地反映統治階級的要求，符合時代的需求，並為司法提供正確依據。相反，法律就會歪曲反映統治者的意志，甚至破壞法制的協調，造成法制混亂，這是任何統治者所不願看到的。所以，我國古代的立法者大多重視立法技術，立法技術也因此而不斷提高。從唐律到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體例的發展和變革過程，可以看到一個立法技術不斷提高的過程。唐律十二篇，內容簡要明了，而且名例列入篇首，集中了前者立法之精華，立法技術高於以往。但宋的立法者並沒停止不前，他們制定的宋刑統在篇下分門，分門別類，還在律條後附以其它法律形式的相關內容，以類相聚。這給查律者帶來方便，易查易找，一目了然。宋刑統在立法技術上確有高於唐律之點。大明律與大清律例不僅一改唐律的篇目結構，還減少律條，使用較少的律條規定一樣需要的內容。另外，它們還在篇目下分條，既有律篇下分條的長處，又有宋刑統篇下分門的優點，使這一體例更接近於現代刑法典章、節、條的體例結構。明、清又在立法技術方面向前大大跨進了一步。立法技術的提高同樣成為變革唐律的一個原因。
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雖對唐律進行了變革，但仍保留著唐律的指導思想和大量的內容，唐律的影響處處可見。另外，它們的變革也是以唐律為基礎的變革。沒有唐律，不可能有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這從又一個角度證實唐律的深遠影響和它在我國古代立法中的重要地位。
①②⑧《宋刑統》第514頁，中華書局1984年6月版，下同。
③《宋刑統》第515頁。
④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第1129頁，中華書局1985年12月版，下同。
⑤薛允升：《唐明律合編·名例律》“無官犯罪”條。
⑥《唐明律合編·名例律》“親屬相為容隱”條。
⑦《宋刑統》第518頁。
⑨《宋刑統》第519頁。
⑩《歷代刑法考》第1830頁。
⑾《宋刑統》第508頁。
⑿《唐明律合編·名例律》“五刑”條。
⒀吳兢：《貞觀政要·赦令第三十二》。
⒁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⒂《明史·刑法志》。
論唐後對唐律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