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北京青年報》報導,因不堪忍受“姘頭”稱呼，已入獄服刑的瀋陽市中級法院原副院長焦玫瑰起訴社。事情源於XX年8月31日，發表了題為《揭開“黑道霸主”劉涌的保護傘：乾爹乾媽和姘頭》的文章。這篇署名“徐迅雷”的文章寫道，劉涌的“保護傘”最直接的是3個人：……市中級法院副院長“焦玫瑰”則是他的“姘頭”。
王松苗在11月24日的《檢察日報》發表評論認為，首先，徐迅雷寫的是評論文章， 與新聞調查式的報導截然不同，在報導的問題上，媒介的責任是證明報導的內容是真實的，而在評論的問題上，媒介的責任是證明評論的意見是公正的：其次，基於保障公民言論自由的需要，評論媒體需要承擔的責任應當僅僅兩種：一是註明新聞來源；二是在明知有錯誤的情況下停止引用；最後，如果或引用的新聞失實，主要責任應當由首發媒體承擔，其他媒體按照現有的司法解釋，應承擔的是次要責任，而評論的引用者應當比者承擔更小的輕微責任。
筆者認為，上面的評論非常中肯，指出了其他媒體新聞和評論引用新聞中的責任區分及保護的底線，沿著這個思路，筆者也在思考，媒體其他媒體新聞和評論引用新聞出現失實的情況為什麼應當承擔的是次要或者較輕的責任呢？在筆者看來，理由有二：一是新聞媒體其他媒體的新聞報導事實上是滿足公民知情權的一個重要體現。某一媒體的客群畢竟有限，要讓更多的民眾知曉新聞事件，滿足公民的知情權，其他媒體的行為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每一個的新聞報導都要該新聞媒體去核實，否則其就有過錯，要對摘轉內容的失實負責任，事實上媒體是無力做到的，其結果只能是使媒體畏葸不前、不敢，損害的將是公民的知情權。二是公民享有言論自由，可以對國家事務和事關公共利益的新聞事件進行自由評論。公民在對於新聞事件評論時引用新聞媒體的報導，同樣是轉摘行為。如果說，每個公民對新聞事件在發表評論前都要核實清楚，否則就要對摘轉內容的失實負責，這是作為個體的公民根本無法做到，其結果也只能是損害公民的言論自由。
因此，在上述思考的基礎上，筆者提出媒體報導的“推定公信力”的命題。其內涵是指對於合法成立具有報導權的新聞媒體的公開發表的報導，法律賦予其推定公信力，其他媒體和公民該新聞報導除非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否則對於摘轉內容沒有核實的義務，對其內容的失實也不負任何責任。這裡的故意或重大過失主要是指，已有事實表明該報導失實或報導中的有關利害關係人已對報導表示異議，或報導中含有侮辱人格尊嚴的詞語及明顯不符邏輯和正常人的思維等情形下，的媒體執意要或不經核實，其就應在擴大影響的範圍內承擔責任。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公民的名譽得不到保護，原刊登報導的媒體和作者，應對此承擔責任。
筆者提出這個命題的理由，除了上述所講，要在公民名譽權的保護和民眾知情權與言論自由的保護間達到一種平衡外，還在於合法成立的新聞媒體對其公開發表的報導，作者與原刊登的媒體都有核實的義務，其他媒體和公民當然有理由相信該報導是事實。
但是，僅僅提出媒體報導的推定公信力的命題，而沒有其他的配套措施遠遠不夠。因為，作者與原刊登的媒體，要對因而造成的擴大影響承擔責任，又造成了新的利益不平衡。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引入報酬制度。媒體在其他媒體的新聞報導和其他作品時，要向作者支付稿酬，向原刊登的媒體支付費用，這是對作者及媒體勞動的尊重及對其承擔風險的一種利益平衡。但是，評論作者適當引用媒體新聞是屬於《著作權法》中的合理使用行為，不須向原作者和原刊登的媒體支付稿酬。然而，從我國現行的《著作權法》來看，時事新聞不受該法保護，時事新聞並不需要對作者支付稿酬及原刊登的媒體支付費用。就是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要支付報酬的規定，在實踐中都執行得很不到位。不支付報酬成為普遍現象，支付報酬的倒成了例外。推行媒體報導的推定公信力制度，這些規定及現象必須改變。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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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推定公信力”為、引用新聞失實解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