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這裡，大家說我是台灣來的。其實我所讀的書，孔子，山東人；孟子，山東人；老子，河南人。我到四川去，有杜甫的草堂，無限思古之幽情，就產生了。所以這裡沒有任何的鄉土的瓜葛，只有一種東西，就是人性，就是你和我的誠懇。我們要注意了，這個已經斷了的斷層，我們怎樣把它接起來？其實我們自己也可以努力，但是，我們已經來不及了。雖然來不及，大家也不要太喪氣。中國有句老話說：'死馬當活馬醫'。我們自己也可以稍微努力，但是你不要太努力，你的努力也不會有大成就了。補救補救可以，不要想出大人才了。我們的大人才，在我們下一代那邊，不要浪費了他們。因為這種高度的文化教養，要在13歲之前完成。怎么做？你首先在這個工具上，要養成他能夠讀經、史、子、集的能力，就是要有文言文的教育。你說：它裡面有糟粕，中國的傳統里有糟粕。有糟粕是一回事，如果你說有糟粕，也得要一個有功力的人，才知道哪裡有糟粕，不可以隨便亂講的。你要發揚它，你要有能力；你要批判它，你也要有能力；你要咒罵它，你也要有能力。首先我們來培養這種能力。我們閱讀，漸漸融入其中。以古人的智慧，漸漸開發我們的智慧。尤其是我們現在所推廣的這種教育，所讀的內容，都是永垂不朽的智慧之作，叫做'經典之作'。這些經典之作，讓他耳濡目染以後，他不會變成一個三家村的，小里小氣的頑固分子。這些經典之作本身就是一個開放性的，一個高遠的理想，一個開闊的胸懷。你要涵養你的性情，你要增長你的智慧，你要提升你的眼界，你要增進你的勇氣，都必須靠這些永恆的著作來啟發你。
我們不是跟著孔子走，而是我們通過讀孔子的書來啟發我自己內在的信念。如果孔子講的話，不是我內在心靈里的東西，我可以不要孔子。我們是憑這樣的精神來讀書的。但是，孔子講的話如果是千秋不朽呢？他還是新的，未曾老去；他還是有活力的，未曾死去。只要有人類，你就必須這樣做。不是孔子教我們這樣做，而是你自己本身就希望這樣做。只是這些書，再來喚醒你。所以經典是喚醒人性的著作，不是來壓迫你，不是來宰制你，不是來奴役你。千萬千萬要認識這一點。要不然，我們就不能讀他的書了。
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一個巧言令色的人，他的心靈一定是不乾淨的，一定是不誠懇的，這種人你一定要小心啦！當孔子講這句話的時候，是在二千五百年前。他是在山東講的。但是，二千五百年之後我們在北京的人就可以'巧言令色'嗎？你'巧言令色'就是有仁德了嗎？你就可以去交'巧言令色'的朋友嗎？不是的，還是'鮮矣仁'。如果一個美國人，他'巧言令色'就好嗎？不是的，他'巧言令色'照樣'鮮矣仁'。這就叫作經典。這種話為什麼我們不去讀？
杜甫說：'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假如你真的在一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環境之中，一個人如果不會'感時花濺淚'，不會'恨別鳥驚心'，這種人沒良心！所以杜甫不是他自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乃是普遍的人性都是如此。這叫作千古之作，這叫作永垂不朽。沒有任何的政治勢力，沒有任何的經濟勢力，可以使那些東西永垂不朽，只有人性。人性不在杜甫那裡，不在孔子那裡，在我們自己這裡，這叫作經典。
經典不只是有了性情的涵養，不只是對我們人性的光輝啟發，它又是最好的文學著作。所有文學家只不過學到經典的一個面向，他就足以成家了。唐宋八大家是不需要先讀的，因為他們是中等層次，他們從哪裡學來這些文學技巧？從'經典之作'。所以，你想要有好的文學素養，直接讀經典可節省你很多時間。有人曾經說：讀經這樣一種教育就是教育的經濟學，因為它太經濟了，只要學一點點，它就有很大的收穫。
從今天開始，我們每個老師，希望你記住一句話，我們所要教給學生的，一定是教他有用的東西。而且一定是高度有用的，這個高度有用的就是一輩子有用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你只要教五分鐘，就影響他一輩子，你只要教幾句話，就讓他一輩子受用。假如不是這種教材，你就不要教。為什麼？因為如剛才所說的，那些教材自己不學就會了。你教他做什麼？
台灣的語文教育失敗了，嚴重的失敗。我們費了那么多的時間，來學國語、國文，但是語文程度，一年不如一年，為什麼專門去浪費孩子？我們舉幾個例子：我們的小學生懂什麼呢？小學生只懂得他身邊的生活。於是，我們要'寓教育於生活'，所以我們要教他身邊的那種語言。他懂得什麼呢？小貓小狗。所以我們教他'小貓叫、小狗跳'；'老師早、小朋友早'；'我的書包里有書又有筆'；'天這么黑，風這么大，爸爸不回去'；'小華、小明、小英的故事'講了六年，這三個人在六年之內陰魂不散。學了這三個人的故事之後，一個人到了13歲升上國中了，他的心靈裡面除了認識兩千多箇中國字以外，他的心靈當中用四個字可以形容：一無所有。完全浪費！
現在我舉一個另外的例子：這不是我說的，這是唐德剛先生說的，他反省胡適之所謂白話文運動。胡適之先生是鼎鼎有名的人，他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在晚年的時候用英文講自己一生的經歷，叫作'自傳'。不是'口述自傳'，是英文，很有歷史價值。他叫他的學生唐德剛（現在美國紐約大學當教授），把它翻譯成中文。在翻譯的時候，唐德剛一面翻譯，一面就下注解，對於胡適之先生的功業有一些評論。在討論到民國八年'五四運動'，民國九年'白話文運動'的時候，唐德剛先生這樣說，我來念給大家聽。這一場的白話文運動，尤其是以白話文作為中國小教育工具這一點，其建設性和破壞性究竟孰輕孰重？最好還是讓在這個運動影響最重的時期，受中國小教育的過來人來現身說法。因為民國九年的時候胡適之建議，國民政府把我們國小的國文教育完全改成國語，就是完全改成白話文。小孩子只學白話文就好了，不要再學那些詰屈聱牙的古文了，這叫白話文運動。唐德剛先生就是那時候，正好是小學生要入學的日子，於是他親身經歷到這種變化。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