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們人類也屬於有生命的有形物體，存在於世間中的存在時間，最多也就是百兒八十年的光景。生存的主要因素條件也就是吃飽、穿暖和身體健康，生存的意義在於精神感覺的快樂，生存的價值在於為多少人作出了付出和奉獻。
佛祖的教誨過於深奧，得需要我們慢慢用心去“參悟”；老君的教誨相對比較清晰，我們就需要用意去“探明”；孔孟的教誨相對比較直接，我們需要用行去“修養”。鑒於佛經的深奧莫測，只能參悟不能研究，我們就不必去鑽研。既然我們人類生存在這自然世間，就該探明我們賴以生存，又息息相關的自然哲理和人倫哲理。就老君的教誨和孔孟的教誨，我們可以做進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所以，今天我們就研究一下“七上八下”，也就是老子的“處事七善”和孔子的“修身八德”。
在我們學習老子、孔子兩位聖人教誨的同時，我們應先了解他們生存的那個時代和社會環境，才會明白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人生處世觀點，才會知道為什麼後人會把他們尊為“聖人”。
我們都知道，遠距我們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的歷史上，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歷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只不過，這只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和角度，事不乾己，也無切膚之痛地加個評論而已。如果我們也生長在那個時代，在那種痛苦悲憤的現實環境裡，大概就不會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這兩個名詞所包涵的時代，都有幾百年之久，老子（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都是生存在春秋時期的人，老子在世活了100歲，孔子在世活了72歲。歷史上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這兩個銜接起來有五百多年的時代，卻是我們民族最痛苦的階段。當時東周失去了中央集權的實際意義，各諸侯國（其實就如今天的各省直轄市）為了自己的發展利益，彼此爭奪土地和財富，以武力手段，打來殺殺去，亂作一團（這種現象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也不少見）。從公元前770年東周王朝中央集權的崩潰，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這種混亂狀況相繼持續了五百多年。春秋那個時代侵略吞併的戰爭，綿延繼續了兩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礎，開始逐漸地被破壞，社會的紊亂、經濟的凋蔽，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實在太多。現在我們簡單引用董仲舒的話，便可知道那個時代亂源的要點：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董仲舒認為，在那個時代，各國諸侯之間的霸業，都不培養道德的政治基礎，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誰也不相信誰，彼此不敢輕易親近，所謂“德不足以親近”。對於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關心，只顧現實，而無高遠的見地。國與國之間，沒有像周朝初期那樣遠道來歸的國際道德關係，所以說：“文不足以來遠”。因此只有用戰爭來侵略別人。但是他們每次在侵略的戰爭上，卻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說自己要侵略別人，而是找些藉口來發動戰爭，這就是“斷之以戰伐為之者”。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點，“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他說，春秋時代幾百年的戰爭，都是沒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說，春秋無義戰。但《春秋》這部書並不是非戰論，它特彆強調中國文化的戰爭哲學是為正義而戰，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間，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只有兩次是為復國復仇的戰爭，那是無可厚非，不能說是不對的。所以他說：“今（指春秋時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伐侵攻不可勝有二焉”。關於歷史文化的破壞，政治道德的沒落，則更嚴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人倫文化的道德基礎，幾乎都被那些有霸權的上層領導分子破壞完了。為什麼那個時代會造成這樣的紊亂？
以孔子的論斷，都是根源於文化思想的衰落，人們眼光的短視，重視現實而忽略了文化發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經·坤卦》的文言中便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來的董仲舒，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便說：“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所謂細惡，便是指社會人士缺乏遠大的眼光，對於平常的小小壞事，馬虎一點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個時代的大紊亂了。
至於老子是於公元前571年出生在當時陳國相邑（今河南鹿邑東）。在公元前577年，當時，宋國的左師魚石因謀反敗露，被逐出境，攜帶居家兩百多口人客居楚國三年。公元前573年夏六月，楚國起兵伐宋，攻克宋國的彭城（今江蘇徐州），封魚石、魚府守城，並留下三百乘戰車協助鎮守。老子的父親老佐奉宋平公之命，率兵去收復彭城，久攻不開。公元前571年，在又一次圍攻彭城戰役中，老佐不幸中暗箭身亡，宋軍頓時群龍無首，潰不成軍，四散逃竄。此時，老佐眷屬正處宋營軍帳中，有侍女、十數家將、數十侍衛。忽聞老佐陣亡，又見潰軍如潮湧來，眾家將急忙駕車，保老夫人奔逃。不幸在慌亂奔逃中迷失了方向，遠離了宋軍，卻來到了陳國相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