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會責任覺醒 超越利潤唯一目標理念

賠償、搬遷還是引咎辭職爆炸事故以來,吉林石化正在承受著巨大的社會壓力。這家企業正陷入在股東利益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保持平衡的泥潭。

企業在社會中發展,重視社會責任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外界也不要對企業的自我道德約束抱有幻想。”邁迪品牌管理諮詢公司合伙人禹劍尖銳地指出,對於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來說,要想讓他們真正擔負起社會責任,“最好的辦法就是將之形成法律條文,用政府的法律法制進行強制性約束”。

呼喚企業的社會責任

在美國影片《絕不妥協》中,由朱莉婭·羅伯茨飾演的單身母親埃琳偶然地發現了一些十分可疑的醫藥單據,在朋友的支持下,埃琳發現當地社區內隱藏著重大環境污染事件,居民們逐漸被埃琳打動,團結起來對抗污染。在各方的幫助下,終於得到了賠償,並創造了美國歷史上同類民事案件的賠償金額之最。而哈爾濱市民丁寧也做了回中國的“埃琳”。11月24日,他向哈爾濱市南崗區人民法院遞交起訴狀。狀告吉林石化:請求法院判令被告賠償原告購買純淨水款15元,並保留進一步追償權利;由被告向原告登報賠禮道歉。越來越多的公民開始重視企業給社會帶來的影響。“誰給大家的生活帶來了改變,誰就要為此負責。我希望通過法律途逕行使公民的權利,為侵權者敲響警鐘,避免類似的問題再次發生。”丁寧說。

“什麼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利樂中國企業傳播總監楊斌說,作為全球食品加工和包裝領域的領先企業,利樂一直強調著企業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對環境的保護。

一組數據能夠表明企業在環保方面的責任:上世紀80年代,學歐美傳統的發展模式,用資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費來刺激經濟高速增長,這一模式追求資本生產率與利潤最大化而忽視資源利用率與環境損失。

25年後,中國成為製造業大國,同時成為世界上自然資產損耗最嚴重的國家。在我國,45種主要礦產15年後將剩下6種,5年以後60%以上的石油依賴進口,我國單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印度的2.8倍,單位GDP污染排放量是已開發國家平均水平的十幾倍。中國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時,出現了已開發國家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期間出現的嚴重污染。

防患於未然

2003年12月23日,中石油重慶開縣井噴事故造成了243人中毒身亡,時任中石油總經理的馬富才因此引咎辭職。

“企業在承擔後果和責任的機制上,國內已經慢慢和國外靠齊。”邁迪品牌管理諮詢公司合伙人禹劍表示,“但是在如何預防方面,卻有著很大的差距。”

張鯤贊同他的觀點,“最重要的是如何進行安全生產管理,而非出了事情後該如何解決。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重視社會責任,但尚且缺乏成體系的管理措施。”

已有100多年歷史的PPG工業集團,是全球第一的交通工具用漆製造商和特種化學品製造商。身為中國區EHS經理的張鯤在涉及安全和環保方面身有體會,“對化學品公司來說,環保方面的社會責任很可能直接關係到企業的生死存亡。”在他看來,如果不重視降低對環境的污染以及員工的安全管理,出了事故,無疑是對企業形象的巨大打擊。

“除卻社會責任方面,僅從經濟角度考慮,一次事故就意味著原材料的損失,造成產品的產出率低下。這和企業追求利潤的目的背道而馳。”張鯤給記者分析,“安全管理並不是簡單的事務,發生事故後,後續的善後工作所花費的成本可能更高。”他說,“避免這些支出的最好辦法就是將安全管理體系融入到企業管理體系中。”

楊斌認為初始的高投入是“企業可持續發展和今後降低運營成本的需要”,“比如我們的包裝系統,可能在價格上略高。但利樂的加工和包裝系統所節約的資源超過了其他方面的成本。”

“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責任並不矛盾,在承擔社會責任時,能夠體現經濟效益,則是最好的統一。”楊斌說。

杭州富倫造紙廠就是在利樂支持下發展起來的回收再生廠。富倫由於採用了利樂包裝中的優質原漿,紙廠的產品質量上了一個台階,經濟效益獲得提高,而分離出來的鋁塑粒子又為紙廠開拓了一個新的利益增長點。“往往我們提供的包裝並不能滿足富倫的生產要求,所以富倫會在市場上去回收,這樣也能夠帶動消費者的環保意識。這種良性循環,也是我們願意看到的。”楊斌表示。

法律,唯一的準繩?

毫無疑問,企業要在節約能源,進行安全生產方面有所作為,需要大量的投入。“企業僅具有一種社會責任———在法律規章制度許可的範圍內,利用它的資源從事旨在於增加它的利潤的活動。”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表述的傳統經濟理論,雖然正受到越來越多持“利益相關者”理論的人士質疑。但企業追求利潤的本性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在禹劍看來,企業自身是沒有任何動力主動進行這種預防的。由於需要成本的大量投入,“外界也不要對企業的自我道德約束抱有幻想”。他尖銳地指出,像上述的兩家企業是早已形成了相對完善的安全環保管理體系,但多數企業並不會主動這樣做。在他看來,對於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來說,要想讓他們真正擔負起社會責任,“最好的辦法就是將之形成法律條文,用政府的法律法制進行強制性約束”。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全球興起聲勢浩大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社會責任”已經成為已開發國家的商業慣例和企業家精神的重要內容。在國際上,是否履行社會責任正成為企業能否進入全球市場的關鍵。中國環境方面的國際履約壓力十分沉重。我們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中國簽署了一系列國際環境公約。目前能源工業尤其是電力工業的發展速度太快,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數量猛增。與此同時,已開發國家開始向我國大批轉移鋼鐵等重污染工業,我們引進的項目雖然比從前有進步,但在資源利用與環境污染方面,比起不斷提高的國際標準,差距反倒越拉越大。如果我們不立即調整產業結構、實施跨越式綠色發展,只從第三個履約期開始減排,那就將付出天文數字的代價。“更為完善的法律的出台,不僅是企業發展的要求,也是整個國家產業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禹劍說,“雖然近年關於安全生產和環保的法律和法規相繼出台,但尚不夠完善。”

環保工廠——未來的方向

如何建立無污染工廠?韓國POSCO(浦項鋼鐵)或許能夠給很多容易造成污染的工業企業帶來啟示。擁有2萬名員工的POSCO年產3000萬噸鋼鐵,一度被稱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鋼鐵公司”和“世界上最受尊敬的鋼鐵公司”。2004年,POSCO銷售額為171億美元,純利高達33億美元,成為世界上利潤率最高的鋼鐵公司。從1968年僅有4.5萬人的小企業開始,POSCO就極其強調環境問題,希望建設一個清潔的工廠,認為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下,才能生產完美的產品。POSCO創建工廠的同時,創建了與之配套的住宅和浦項工業大學,並把設備投資的9%投資於環保領域,目的就是把黑色產業變為綠色產業,並且宣稱把POSCO建成一個公園型的鋼鐵公司。

而中國的某些鋼鐵公司目前仍然是與黑色相聯,甚至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目前,POSCO公司所有的污染排放標準低於歐洲標準。楊斌說,“但是,如果中國鋼鐵業也達到了像POSCO那樣5億噸規模,中國市場將無法承載這種模式,世界也無法承載。”

“企業應該把保護環境和安全的觀念放在戰略的高度,態度決定一切,環境安全管理體系不是單獨存在的,它應該是融合在企業的各個業務部門中。”楊斌說。

張鯤對PPG的安全管理體系較為自豪,“環境、健康和安全程式已融合於PPG公司的各個戰略業務部門的管理體系中。”

在環境上,PPG以防範危害公眾健康和環境,節約能源、水和原材料的理念設計、建造和運營工廠,將污染預防同為周圍社區作出積極貢獻結合起來。在產品安全上,PPG確保以安全與環保的方式開發、生產、傳送、使用和處置公司的產品,並協助客戶安全地操作使用公司產品。支持所有的員工參加所在地區的環境、健康與安全管理活動。

“目前,對易造成環境污染的企業來說,實施配套的安全生產管理流程很重要,但很多企業依然沒有真正覺醒。如果採用強制的法律措施,會加速這一進程。”禹劍再次強調了政府的作用。

來源:慧聰網